刘国忠的工作日记，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7月15日，竹简运抵清华。由于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便计划在暑假只进行基本维护……”“7月16日，竹简看上去与刚到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正常。”“7月17日，在浸泡有竹简的4号器皿内，工作人员感觉到粘在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面积似乎有所扩大，而且似乎变得更白；7号器皿内也有一些类似情况，但较轻微；个别器皿中还有一些异味。”

　　为了抗击极易损毁竹简的活体霉菌，李均明、赵桂芳、刘国忠带领年轻的博士生马楠，与化学系的老师们一起，几乎放弃一切休假，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抢救性清洗保护。“竹简在墓葬中泡了2000多年，就像开水中煮熟的面条，轻轻一碰就断裂。一些污物又在竹简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很难去除。有时一人一天只能清理一枚简。”说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李均明反倒一脸幸福，“越累，越兴奋。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

　　还有更繁琐的。“把所有清华简的原大照片一条条剪下编号，然后比对、归类、编排、缀合，最后把这些照片分成若干篇，每篇的前后顺序也要基本排定。”李守奎至今难忘和同仁们一起“用2500块碎片做拼图”的日子，“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泡在库房外的大工作室里。”

　　可文物库房的开放时间有着严格限制。“每天早上八点开门，七点半刚过，大家就开始在楼下转悠。均明和桂芳老师住得最远、到得最早，60多岁的人了，为了错开早高峰，每天4点就起床出门。门一开，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跑。要是谁拼上一片，准保大喊一声‘拼上啦！',别提有多得意！”早已在学界成名的李守奎说起这些，手舞足蹈，“最可气的就是下午五点关门。谁都不愿意先走，使劲跟管理员赔笑脸，’就剩一点了，就剩一点了，弄完就走‘,直到把人都惹急了，才肯走。”

　　“我让他们去远一点的食堂吃饭，更可口。可他们就是不肯，舍不得耽误路上那点时间，老是在附近对付一口。”李学勤一脸心疼。

　　李均明带领学生贾连翔与美术学院的老师一起，承担了清华简全部的照相工作。最初，竹简上留下的水珠使拍出来的照片有无数反光点，根本无法看清竹简上的文字。怎么办？经过上千次实验，他们发明了“饱水拍摄法”:在每片竹简上，用最精巧的喷雾水壶先喷上一层薄薄的水雾，然后在水里再进行照相，这样照出来的照片极为清晰，简上的文字一目了然。这一发明已在简帛界得到广泛应用。

　　苦吗？累吗？枯燥吗？

　　“当然不！”沈建华答得斩钉截铁，“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个发现又有可能改变已经定论的历史。遇到清华简，简直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怎么这么幸运？”

　　艰苦备尝却不知苦为何物，探索文明脉络的征程上，这些一生痴迷读简爱简的学者留下了最美的剪影。

　　为学术立范：用治学三境界释读历史的功用

　　古史，究竟应该怎样重建？

　　李学勤总爱讲起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持续到抗战的一场“古史辨”大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着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责了’疑古之过‘.”也是在这场讨论中，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如今，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利用出土文献成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总是感恩，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

　　“和其他学科相比，像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有什么不一样？”记者问。

　　李守奎沉吟半晌，抛出两句话：“研究对象可遇不可求，研究方法既讲求科学证据，又得有人文理解。”片刻，又补上几句，“说白了，就是更寂寞，来不得一字虚空。进这一行，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这和赵平安口中的“有些事注定不热闹”不谋而合，“这需要极强的沉潜功夫，做学问首先要’坐得住，不计较‘.”

　　而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追索文明根系的功用究竟该如何体现？

　　“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李学勤至今感慨万千，“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课，看到一个布告栏上贴着很多大字报，讨论的就是历史有用没用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历史无用论，一定是物质的’用‘,生产的’用‘吗？可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确实是“不世出”.王国维曾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这一次，李学勤说：“就清华简的性质、年代、数量而言，堪称第三次。”

　　李学勤如此解释清华简的价值：“既有《尚书》这样的经类着作，也有《系年》一样的史书着作。同样重要的是，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还存有这样的古书经典，它涉及的知识又是这样高深，并且看起来它的存在还相当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充分说明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

　　李学勤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清华简的意义，我想也在于此。”

　　对历史强烈的敬畏，“水磨工夫做文章”的专注，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发挥到了极致。日久经年的伏案，几乎让每个人的职业病都比原来更重了些。

　　刚到清华，沈建华就赶着又去配了副眼镜。一查，没一个月，竟然从400度到了700度。“几乎天天盯着泡在水里的竹简看，再加上灯光反射，眼睛怎么能舒服。”她摆摆手，丝毫不以为意，“我原来还不近视呢，30年前跟着李先生释读马王堆帛书时，也是没一个月就涨到400度。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多最后都瞎了，可就是架不住喜欢，有点儿’飞蛾扑火‘的感觉。再往深里想，几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人如果不能挖掘出这段历史，是时代的失责。”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