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9月17日下午1时，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57）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机场迎候。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余谓今年一月间，若听余言来绥，何至在平受数月闷气。”徐首先与傅谈闷气，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绪。此招果然奏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顺着觉悟这个话题，傅接着发表议论，徐记载：“渠之长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誉，渠在家里则嫌其不前进。渠语女，以对汝只有义务并不要权利，以后各行其是，某纵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长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

　　以上所言无非是些气话，徐傅二人远道相会当然不是为解闷气，不过解解闷气，二人也就有了沟通的基础。晚饭后二人再谈，傅“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并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难看出，傅的话题已由气话转入实质问题。傅提出广州能否守住和美援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援的程度决定广州能否守住。这是傅在摸对方的底，揣测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傅献上了一个颇为厉害的轰炸电厂之策，但并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绥军与其个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听，也不急于表明意见。头一天的谈话二人都是在观察对方。

　　9月18日，徐记载：“早间张庆恩来，转来蒋先生致宜生电，略云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余若不听共匪甘言爱国抗日对外等等，国家不致受了其后的大祸，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党险恶的欺骗云云。”如前所述，蒋对于傅之返绥“不存奢望”,徐亦然，蒋电的到来无非是尽力争取。但既然蒋有意争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务也就明确起来，即策反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看重蒋电，因为蒋电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在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不过，有无阴谋并不能说明美援有无希望。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接下来傅作义提出一个全局性问题：“美苏战争看来亦不会远。”所谓美苏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的内涵在于，它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挽回败局的契机。既然傅有此判断，沉闷的对话开始活跃起来。徐说：“所以吾人无论现在军事如何失败，但正在改进，以待国际情势之好转。”在这个虚构的情势好转的基础上，徐继而要求：“在我看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

　　至此，徐明确提出对绥军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话题一旦涉及绥军西走这个实质问题，傅便不再跟进，冷漠地回答：“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这就是说，尽管傅判断美苏战争不会太远，但在战争发生前，傅并不会轻易上钩，再度与蒋捆在一起，而是特意与蒋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59）根据签字仪式的举行，徐永昌判断已经探到傅的“内心趋向”.其实，徐远未探到傅那个深不可测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之，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作为此番陈述的结束。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陈述解开了这样一个谜底：绥远起义之际，傅作义为什么一定要留出一个时间差与徐相晤？说到底，就是为自己预留后路，一旦政局生变，有人为其作证。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