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意见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24）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着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着陆场，再行请派。”（27）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相当敏捷地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无戏剧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应。早在2月3日，毛致电林彪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28）毛所期待的这个通电傅迟迟未发表，甚至2月下旬与毛在西柏坡进行了那次据说是甚为愉快的会见之后仍未发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29）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发表了这个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由逃离北平到靠拢中共，数日之间傅的行为反差如此悬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闻李德邻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30）此事的查询不见结果。不久，中共打过长江，傅与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

　　三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

　　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共党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毛泽东接见傅时说：“信写得好，观点正确。”（39）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