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梁衡 作者为着名散文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大标题选自毛泽东词《菩萨蛮·大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