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对夏言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夏言是他仕途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于是就想方设法地除掉。严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诬陷他,致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大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害不死夏言,自己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之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警。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罢免了曾铣,严嵩接着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与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此人十分怪异,身体极好,显出风华正茂乃至豆蒄年华状,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世宗十分感动,越发宠眷他,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从此专权二十多年。
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敏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他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吏部和兵部是负责遴选官员和安排防务的重要衙门,严嵩便安置了两名亲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请皇帝,由严嵩任意填写下发。这二部几乎成了严嵩私家的后院,主事之人几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时人称之为"文武二管家".
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就弛乱不堪,西北有蒙古人,东南有倭寇,终世宗一朝,边乱不断。
严嵩其人虽致权有方,但在筹划边防上却绝无能耐。当时,边防诸将知道严嵩当权,多把财物乃至军饷贿赂了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只要买通了这"二丞相",连连失地也能官运亨通。否则,就是常胜将军也必遭贬斥。因此,边防大坏,军士饥疲,无力阻挡鞑靼人的进攻。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的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危急万分。严嵩作为当朝首臣,不仅不思抗击,还遍嘱诸臣,不得报告皇上。
严嵩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谁执其咎?"于是,兵部发出命令,各军不得轻易出战。待各路勤王大军到时,严嵩又推荐他的亲信死党仇銮作为全权指挥,节制诸路兵马。明军见城下鞑靼兵烧杀抢掠,只做壁上观,如同隔岸观火一样地悠闲无事。严嵩遍示诸将,鞑靼人无非是抢掠财物,抢够了他们自然会退去的。果然,鞑靼人不久就押着大批的女子和玉帛满载而归,这时的仇銮就派几路大军跟在敌人屁股后面送行,杀了数十个百姓,抢了一些财物而归。
世宗虽信道教,似是不食人间烟火,但对敌人直逼城下,还是觉得难受,不禁要找个人泄愤。世宗把兵部尚书丁汝夔逮捕入狱,严嵩怕丁汝夔揭露自己,连忙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让世宗杀了他,但真当世宗发怒要杀丁汝夔时,严嵩又不敢出来为他讲情,结果丁汝夔被杀掉了。临刑前,丁汝夔大呼:"严嵩误我!"
东南一带的抗倭事宜,也被严嵩破坏得不成样子。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清正廉洁,入京后没有拍马溜须,严嵩父子就心中不忿,找了个借口,将他下入狱中。俞大猷实在无钱贿赂严嵩,倒是朝中诸臣看不过眼,便凑了一些钱,送给严嵩,俞大猷才得以出狱,保全了一条性命。
当时,浙江一带的倭患十分严重,军队的船只有原定数额的十之一二,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的三四年里,沿海军民被杀者竟达几十万人。严嵩不仅不去积极地组织抗击,反而大肆迫害抗倭将领。抗倭将领张经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人,是抗倭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但因没有贿赂严嵩在浙江的义子,竟被严嵩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往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甘肃总兵仇銮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藩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藩犹嫌太少,因而被罢官。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一百五十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为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藩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藩曾洋洋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富。"严世藩娇妻美妾,列于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藩曾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朝廷正直大臣的极端愤慨,其中最着名者当数沈炼和杨继盛的劾奏。嘉靖三十年(1551年),锦衣卫沈炼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侍郎杨继盛又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五奸是:厚贿内官,使之成为间谍,为他通风报信;控制掌握奏章的部门,蒙骗皇上;勾结厂、卫,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笼络言官;网罗臣僚,使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十大罪是: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传圣旨;冒领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邪;废弛边备等。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却自有应付之道。每当有劾奏入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尔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
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自己,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他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予以杀害。
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书必死,还是毅然而决。《明史》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十分得世宗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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