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炊烟人家，总要打扫打扫卫生，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积压尘封了一年的废旧报刊便清理了出来，从中挑选少部分珍藏外，其余绝大部分卖给收废品的老人。看着一捆捆一扎扎的报纸从办公室里拎出来送到三轮车上，总有会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在心头。

　　小时候，在乡下，报纸是个稀罕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大队都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人民日报》，一份是《宁夏日报》。每个生产小队至少也会订一份《宁夏日报》，但都是大队支书和生产队长的专利品，一般农民根本看不到。有时，能从那些当官的手中要来那么一两张，那就是天大的荣幸。

　　那时，得到一张报纸，能反复看三五遍，连报缝也不放过，有些内容还能背下来。看完报纸舍不得扔，留着包点心匣子或者用来糊墙。糊墙是最好的选择，尽管有一半与墙壁融为一体，但还能留一半在墙上，闲来无事盯着墙壁会看上好半天。据说，好多“白识字”的农民就是从墙上的报纸中学来的。

　　如今，家乡的人已经整体搬迁到异地谋求幸福去了，人去院空，搬不走的窑洞依然守望着故乡的星空。而唯一生动的，让人回味无穷的，就是窑洞的墙壁上糊着的报纸，虽然已经发黄、破烂，但从依稀的文字里还能读出昨天，一个时代的记忆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