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负笈东渡的留学生，便是这种意义非凡的“新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导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动潮”。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於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

 

　　与人们长期以来仅仅注重少数几本声震一时的“名译”不同，任达认为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由于教科书不被人重视，往往是“用了就扔”，新版不断取代旧版，连图书馆都很少收藏，所以很难作精确研究。就目前搜集情况来看，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甚至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他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不但发行广，而且质量也较高。“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两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几乎同时，各类“百科全书”的译本又出现不少，并多由李鸿章、张之洞、黄遵宪、张骞等名人作序，以表重视。这“反映了对中国传统以外的综合性知识，骤然有强烈的需求。然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现在已经化为乌有，即使图书馆也找不到了”。

 

　　的确，如果没有大量具有奉献精神的翻译者，“思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但大多数译者却始终默默无闻，被历史淹没。正是这些译著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促使“思想革命”的发生。他进一步写道：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是在中国以外活动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中国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这些新知识的载体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一角，把中国从中国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

 

　　任达认为，晚清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而在这一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与“思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

 

　　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率团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发表《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团体和个人便络绎不绝，对日本教育的介绍更为详尽。从“胎内教育”一直到“大学堂教育”，一无遗漏。日本这些学校虽是教授“新学”、实行“新制”的“新式学堂”，但又无一不注重儒学，标明“德育为经，智育为纬”，要坚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强调忠君爱国、仁、义、忠、孝等儒学伦理道德观。这一点给清政府和士绅以深刻的印象，“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是对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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