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官方的大力提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谓“同文”，不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着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因此，时人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体”之上，对中国解决令人困惑不已的“体”“用”具有启示意义，所以效仿日本其实便是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捷径。使朝廷更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处于“万世一系”“神圣尊严”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积极推动“游东”事业。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因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产生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至属不易。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主张学习日本者同样热血沸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二

 

　　此时中国演习日本的热情，得到了日本的响应。

 

　　从1898年到1912年的十余年间，虽有日本参与八国联军的对华侵略等等，但就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来说，这十年却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十年。美国佐治亚(Geor-gia)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达(Dou-glasR.Reynolds)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把镜头对准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关系，尤其对此后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词汇和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系等都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订和“组织移植”(OrganizationalTransfer)的对比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使中国随后几十年变化极大的种种“革新”的范本，大都在此阶段来自日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GoldenDecade)的概念。有必要指出，这里所谓“黄金十年”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师徒”关系。

 

　　中国的“求学”热情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积极响应，日本这种出人意料的“亲善”态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甲午战后日本曾一度占据辽东半岛，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态度强硬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还辽”。这一事实使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如西方诸国强大，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得不到期望的份额。如果中国此时被瓜分，反会使日本失去一个巨大的屏障而直接面对西方，所以此时日本国内兴起了“保全支那论”。当然，其潜台词是待日本强大后或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时再来瓜分或独占中国。二是想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商业体制、人才均由日本培养，则日本在华势力将无可限量。基于此，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消除中国尚存的一些疑虑，同时为中国留学生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这样，中日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在20世纪初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学生留日学习的高潮。

 

　　任达认为，从思想观念甚至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清末“新政”都可说是一种“革命”，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革命。正是这种革命，使中国人的世界图式、历史观、礼法观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政”的历史表明，思想革命和体制变革是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政”实际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而这种社会性的思想革命，并非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振臂一呼便一蹴而就，而是要由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新载体”埋头做一些诸如新思想、新概念乃至新语言的引进介绍等踏踏实实的工作。所以他明确表示：“关于‘新载体’问题，本书拒绝那种认为靠一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或领袖，便可以莫明其妙地改变整个时代的英雄史观;同样，在‘新概念’问题上，本书也不认为某些译著或著作便可改变中国。无论这些‘英雄’的活动或重要著作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仅靠这些来理解新政革命。” (责任编辑：鑫报)

>相关新闻

1937年中日笕桥机场空战	中日两国女人谁更勤？
姜鸣谈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	甲午海战中日指挥员素质比较:差距在软实力
中日学者披萧红旅日生活：在庙会知鲁迅去世消息	二战中日军为何不敢跟美苏军队白刃战拼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