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军解体了，但故事并未结束。

　　后期仍然有"女营"的纪录。太平军攻占常熟、无锡、丹阳、苏州，都一度设立过女馆、女营，但最长的常熟不过半年，最短的据说只有半天，从李秀成给儿子李容发、侄子李荣椿，和石达开在攻打四川涪州前的准备部署看，此时的"女营",是破城后保护妇女免遭乱兵伤害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一旦社会恢复安定，"女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此苏南一些迅速安定的城市，女营只存在一天或半天，而常熟因主将黄文金不注重军纪，秩序恢复缓慢，女营存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这时太平军中女眷数量仍然不少，但大多成为军官眷属，在一些时候，这些眷属也会集中居住，如1863-1864年，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大部开往江西作战，军中几十个王的眷属就都留在广德，由黄文英照料，因为"王娘"实在太多，黄文英不得不向负责天京粮食供应的林绍璋借粮，方才避免饿死几口。

　　到了中后期，太平军随军女性中，广西籍的已经不多（有记载后期广西男女总共只有700多人的，似乎失之过少），她们大多已经是王爵家属，年纪渐长，出战的频率也变得更低了；"新姐妹"中固然也有大脚的（如秦日纲的妻子就是安庆大脚姑娘），但绝大多数是缠足，从保留下的兵册、家册看，她们要么不在编制，要么就在牌尾行列中，而不再单独编组成军。

　　正因为此，后期太平军女性出战的记载更少，1860年江南大营围城最急时，清军幕僚萧盛远还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大脚妇女打着蓝旗出城，对着大营的方向摇旗呐喊，充作疑兵；而此后湘军围城，直至破城，就只有天王宫殿女官坚守岗位，不放洪天贵福乱跑，和大批女眷投池、赴火殉国的纪录，而并无"男将女将尽持刀",与敌人作最后搏战的记载了。

　　那些渲染太平军推崇"男女平等"、废除缠足，解放妇女的自然是过誉：太平天国任何官书里都不曾说男女平等，相反，《幼学诗》里多处提到"妇言慎勿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明确主张男女不平等；太平军废除缠足，首先是因为起自广西，骨干多为客家，而客家女子不缠足（同样，八旗妇女也没有缠足的，这不意味着八旗也"解放妇女"），其次，缠足妇女不便劳作、更无法出战，行军速度迟缓，容易妨碍军情。同样，如果说太平军组织了一支女军（尽管根本不是打仗的军队），也有女性参战的纪录，如果说他们允许（或干脆说强迫）女性参加劳动、参加社会工作，那是因为需要：1854年秋，天京城里男性只有两三万，而女性尚有10多万，在敌情紧迫，粮食又不充足时，让女性"解放",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正因为"解放"是权宜之计，一旦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就会立即废止。1854年后，太平军首脑发现，江南女性的确不适合做大规模重体力劳动，而十多万劳动效率低下的妇女集中在城里，反倒造成供应紧张，便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把女营移到城外、派女营去远郊捡柴、割稻，然后关闭城门），纵容、甚至强迫"女战士们"逃走。等敌情减缓，供应逐渐充实后，许多妇女又自然而然地回归家庭，重新变成"全职太太"和"全职二奶".

　　认为太平天国设立女军是苛待、虐待妇女，也未必客观。大多数太平军领袖见识不高，习惯于用客家妇女的"吃苦耐劳"衡量所有妇女，结果造成大批江南妇女"不堪虐待";对于太平军而言，供应始终是个大问题，除去个别领袖，大多数官兵的供应定量，是和其担负职责挂钩的：不打仗的喝稀粥，打仗的喝稠粥，去城外打仗的吃干饭，当敢死队的吃大块肉。同样，当他们觉得女营"工作效率低下"时，待遇自然也层层降格，最后弄到每天每人六两（还是1斤18两的"六两"）带壳糙米的"菲薄待遇".

　　天京陷落后，几支余部中，只有赖文光的一路有较多妇女活动的痕迹，但这些"女眷"似乎主要是丢失了皖北老家、不得不全家随军流动的捻军家属。这些皖北女性中也有"大脚婆",偶尔也能看到她们呐喊助威、甚至上阵搏杀的记载，但似乎与太平天国"嫡系"关系不大，时人记载中，赖文光倒是有"女人",但根据那个未必可靠的记载，这女人是"裹挟"的，且正是她的指认，淮军才在一片混乱中盯住并最终捕获了赖文光。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女军"存在了约一年半时间，这支并非战斗部队、甚至并非部队的"部队"虽然编制基本模仿男军，但在细节上有变化，最显着的变化，就是没有师，也没有旅的编制，而由军帅直辖卒长，一个军的编制人数，只相当于男军一个师。明白这个道理，就该知道《星星草》错在哪儿了--就算把那支混杂老太婆和幼女的"女军"算作"女子部队",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二师"、什么"女副师帅卜寡妇"--因为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女师帅"、"女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