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没有枯燥的哲学，只有枯燥的哲学家。同样，没有枯燥的哲学课，只有枯燥的哲学老师！”教室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地掌声……
后来，从同事嘴中得知，关于我，曹书记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评论。
不管是“孔老师”，还是“马老师”的学问，都是博大精深的学问，都需要我们深钻细，这样的学问，学上一辈子都不一定就能够学懂弄通。
“孔老师”想通过改造人类来改造世界；
“马老师”想通过改造世界来改造人类。
一、一言难尽
Same觉得，这回自己真的网恋啦。
每天一上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登陆QQ，看看佳佳在不在线。佳佳如果在，他就会很热情地打招呼并聊一会儿；而佳佳不在，他就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佳佳空间里的那些图片，他总是看了又看，一遍又一遍……
佳佳的日记，他总是一字一句的往下读。而她那些充满个性的文字，就像竹林背后忽然长出的一簇芭蕉叶。
其中一篇文字虽然很短，但却值得玩味：
从几何起，没有写过日记了，这时候的我感觉生活如一潭死水般风平浪静，感悟自已的人生旅途走得如此混沌，眼前一片茫然，心中压抑的思潮被一丝悸动的心搅得翻天覆地。
也许是心底的伤痛积得太多了，太深了，潜在的意识提醒自我，体内的小宇宙需要爆发了。
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我和一个存在于虚幻梦境里的我终于在十字路口相遇了，碰撞到一起，产生化学反应一样，接着牵动我的每根神经，像可怕的病毒侵蚀我的躯体。
唯有我的灵魂在回应，在真切的召换……
触及心底撕裂的伤口，驱走所有的阴霾，让圣灵把罪恶的心带走，祈祷把纯洁、善良的种子播种到我的心灵最深底，让这灵性的光芒，甘甜的雨露洒向我的肢体，让这粒种子在精心呵护下开花结果吧……
Same没有想到，佳佳看似丰富多彩的瑜伽教练生活，有时候居然就像是一潭死水！
而让他更想象不到的是，她在每一张照片中自然流露出的那种甜美的微笑背后，居然是压抑和伤痛！
她本来都一片茫然了，可潜意识却时刻清醒的告诉“自己”，现实中的“我”与梦境中的“我”注定要碰撞、注定要厮杀、注定要流血……
她体内的小宇宙爆发啦！
她在思考哈姆雷特的难题：
To be or not to be?
是的，To be，or not to be?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当初哈姆雷特想不明白，现在佳佳想不明白，这多少年来，Same自己又何尝想明白过？
自从他打算写小说《师狂》以来，就始终把对地球的、对整个宇宙的关切放在自己人生的第一位。
他整天都要思考那些“杞人忧天”的问题，以至于很多的时候，他总是彻夜难眠！
正如佳佳所言，Same觉得，在自己的体内，同样有一个小宇宙。而他的小宇宙中，却有三个“我”在碰撞、在交织、在厮杀、在战斗……
现实的我。
理想的我。
罪恶的我。
这三个“我”，时时打得不可开交。
Same常常想，哲学家可以说：“花非花，我非我”这样玄奥的词句，但自己不能，因为他是老师。而在他看来，老师的第一责任就是让学生明辨是非！
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哲学起来。
在他的小宇宙里，一开始是黑白分明的，有如昼夜。
可后来他慢慢发现，原来明月高照，夜如昼；等到乌云压顶，昼似夜！
而那个我，那个现实的我，那个理想的我和那个罪恶的我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当他登上长城，看万里江山如画；当他深入地宫，观一地秦俑惨荣，他就会觉得那个曾经残暴的秦始皇，至今还在养活着这片土地上臣民的子孙。而果真有哭倒长城的孟姜女的话，那她就是历史的罪人！
有人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Same觉得这话很有些问题，后来他查阅了一些资料，显示此话原来是黑格尔所说，另外的译法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Same觉得，自己不懂德语，所以对两种译法都没有把握，不过果真如后一种的话，第一种的“合理”二字应该变成“合时”更确切些。
合理在字典中一般解释为符合道理或事理。但生活中很多存在，既不符合道理，也不符合事理，它就那么存在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合时的！
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它，所以它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着！
如果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场景或者仅仅是换个角度，那么它的不合理性就一目了然。这使得“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变得更像诡辩！
因此，网络与网恋似乎都有这种“合理”性。
Same渐渐觉得，自己“合理”的常常有些古怪。
比如当初网恋之前，自己是坚决反对长时间上网的，他还参加过全国范围内的戒除“网瘾”宣传活动，并通过报纸发表文章，通过接受记者采访大声疾呼。
可是现在，他一天上网的时间平均在三小时以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虫”，他除了上网聊天，还有空间、博客、微博、农场、牧场、圈子、论坛等等一系列的网络伙伴，特别是博客和微博，几乎每天都要占用大量时间去更新，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至于网恋，几乎是一言难尽了……
这是他当初写小说《师狂》时根本没有想到的！
二、三流老师
从一开始写小说《师狂》，Same就把哲学问题作为小说的核心问题，以至于常常因为哲思而放弃了情节，所以也有人批评说这样写小说似乎很有些离谱！
可他觉得，应该保持这种写作个性，否则就失去了自己小说的唯一性。
其实，《师狂》对于小说创作和文字运用，也是一种探索。
特别是《哲学老师》这一章，Same就做过许多的哲学思考与实践，原文是这样的：
在一片厌教声中，我的同班同学在缴清了改派费之后，在缴清了出省费之后，在想方设法筹足路费之后，有的南下深圳，有的北上京城，有的东奔上海，有的西赴拉萨。
他们要么当了秘书，要么做了记者，要么搞了行政，要么自封儒商。而唯独我以“诸君东向，我自向西”的勇气，踏上了神圣的讲坛，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
虽然，当初我拿到派遣证的时候，曾对自己的命运很非议了一阵子。因为在我看来，当时起码也应该留在像北方大学这样的综合院校。
还有，在同学们的眼中，金科大学是一所三流学校，所以大家都先入为主地认为，三流学校里的什么都是三流的，所以很是为我惋惜了一阵子。
也许，在别人眼里，在一所“三流”大学任教，学生本来是“三流”的学生，老师自然也就成了“三流”的老师。
我一度动摇了……
我甚至想到了不服从分配，但刹那间，我感到了自己灵魂的渺小。
不过，一切的一切，都随我迈进金科大学的校门而烟消云散了。
学校虽然小点，但很整洁；位置虽然偏点儿，但很安静；老师虽然杂点儿，但很年轻；学生虽然差点儿，但很活泼。
我对于金科大学最初的好感，还因为我做了哲学老师。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几乎在所有学生的心目中，哲学老师的形象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老学究”。
他们鹤发童颜、笑容慈祥，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特别是他们抑扬顿挫的语调、文白夹杂的方言和让人似懂非懂的哲理，往往能够闪耀出灿烂的光芒，而他们幽默风趣的谈吐、凌乱庞杂的哲学思维以及偶尔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些消极遁世的主张，也常常使年轻的学子感到困惑，就好像是在汪洋大海中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一样。不过，他们总是那样的“教人不厌、诲人不倦”，你问的问题，他们给你回答，你没有问的，他们“举一反三”地给你说明。遇上这样的老师，有什么你就问什么吧，而且，你问的越多，你学到的知识也就越多。
第二种，是“马列主义老太太”。
她们不一定年龄很大，但她们的穿着普遍比较“老气”；她们资格一般很“老”，所以心态也不很年轻；她们总是习惯于把学生看成是一群无知的叽叽喳喳的小鸟。她们的哲学，是一种声音高亢、条理清晰但又非常罗嗦的哲学，更多的时候，她们的哲学课已经与哲学本身无关，变成了一种婆婆妈妈式的唠唠叨叨和苦口婆心。在她们的哲学课本里，学生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她们完全有理由效仿岳母刺字、孟母择邻。
第三种，是“官”。
书记、校长、教导主任都行，他们的课堂本身就很哲学，他们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他们一脸严肃、八面威风，领导就是领导、学生就是学生，泾渭分明。他们善于将学生按照自己的个人好恶，人为地分出“好学生”和“坏学生”、“穷学生”和“富学生”、“男学生”和“女学生”、“难看女学生”和“漂亮女学生”等许多很哲学的类别来，然后再对学生们“因材”而“施教”。他们对学生的批评总是多于表扬，他们对学生的警告总是多于鼓励，他们强调学生的纪律甚至超过了强调学生的学问，而他们上课跑题的时间经常比切题的时间还要多。
第四种，比较少见，我们姑且称其为“杂家”。
虽然自己讲的是哲学上面的问题，但自己却并不十分地相信。他们似乎很有主见，但却从来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个人的观点，无非是先讲一讲中国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老、庄四人，然后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什么的，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大谈《易经》、河洛、程朱理学或者孟德斯鸠、卢梭、尼采、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等，什么“天赋人权”、什么“平等博爱”、什么“自在之物”、什么“存在有理”，自己其实也只是生吞活剥，学生也就只有跟着囫囵吞枣了。
我做哲学老师，看来只能是第五种。
我做第五种哲学老师，正如“新新人类”对于九十年代，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另类”。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第一堂哲学课，简直成了我从教史上的第一大悲哀！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或者准确地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那过去的一幕！
三、大吃一惊
因为是第一堂课，为了能给学生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我特意花了10块钱（相当于当时我月薪的八分之一左右）理了发，衣服穿得也很整洁，西装革履，只是没有打领带（当时大多数老师都是这副打扮），我自信一米八三的个头还算不赖，只要我第一节课不紧张，我在学生心目中就不会差到什么地方……
可是，当我轻轻推开教室门的那一瞬间，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一个有60多名学生的班上，稀稀拉拉地坐着10来个人，全都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很显然，大家对我的到来也表示出同样的吃惊。他们迅速的改变了刚才的坐姿，10余双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我。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老师，你给我们代哲学？”
一个胆子大点的男生说完，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好像在说，你没有走错教室吧。
“是的。从今天起，由我来给大家代哲学。”
说完这话后，我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然后开始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本来，我还想介绍得更幽默、更风趣一点儿，可是我居然只说了姓名、年龄和籍贯之后，就匆匆忙忙地结束了。
这时，有一个女学生提出请假，没等我表示同意与否，她已经旁若无人地走出了教室。
我很是恼火，但不好发作，便强装笑颜，对着讲台下剩下的十来个人说：
“还有没有人请假？”
说完，我环视了一周，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如果没有，我们也礼尚往来，大家也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是由于我的不成功的介绍，同学们的自我介绍也都很简单，也很平淡，很快也就介绍完了。有些学生在做自我介绍时嘴里象咀嚼着一块棉花，我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没有听清楚。
我不便问，只好说：
“好了，我们各自也认识了，现在正式上课。”
我接着说：
“不过，在上课之前，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我提高了嗓音：
“请各位用三分钟时间，每人写个小纸条，可以不写自己的名字，但一定要写自己对这门课的态度和对老师的建议。”
教室里几乎陷入了混乱，要纸条的、互相说话的声音大的让人吃惊，仿佛教室里不是10来个人，至少也有30来个。
纸条写得很慢，足足用了7分钟，才陆陆续续地交了上来，我数了数，还差两张。
“还有没有？”
“有没有？”我接连喊了两声，没人回答。
“没有就算了。”我说：“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意见。”
我打开第一张纸条，大声念道：“你怎么讲，我们怎么听，不懂就问。”
念完了，我便说：“很好，做学问就是要敏而好学、不耻上问。”
“轰”地一声，大家显然是被不耻上问惹笑了。
等笑声平静了下来，我接着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简单明了，不要太深。”
“免于呆板、乏味。”
“希望详细讲解课文。”
我一边大声地念，一边说：
“这些都比较简单！不过我会吸收的，我们接着看。”“多讲一点课外知识，让课堂气氛活跃点。”
“在提高我们哲学水平的基础上，教我们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事（世）。”
念到这儿，我便说：“这些意见很好，我尽力而为吧。”
说着，我又随手那起一张纸条，纸条下方本来是署了名的，但又被重重地划掉了，我一看，上面写的是：“给我一汪清水，我可以让他浑浊。”
我拿了起来，大声地念了。
这一回，我笑了，可大家没有笑。非但没有笑，而且一个个坐得端端正正的，生怕有当事人之嫌疑。我知道学生们等我发落。
我扬起手，把纸条在半空中晃了晃，然后说：
“我没有明白写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句话本身就很哲学、很哲学。这里面不仅有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有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不仅有主体与客体、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而且有质变与量变关系，从这一简单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哲学无处不在。”
教室里静悄悄地，只有钢笔在纸上滑过时的摩擦声。
我接着说：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从我们中文的字面意思来看，哲，是有智慧的意思，在中国古代还指有智慧的人；学，是指学问、学科，因此，哲学其实就是一门教人聪明的学问。”
“当然，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的含义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就象我们老师，古代叫做“先生”，有的地方叫“师傅”，在英文中是TEACHER来表示的，但我们的工作性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有些激动，声音大了许多：
“我知道，同学们普遍不爱上哲学课，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也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和今天没有来的各位同学一样，对哲学课没有太大的兴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我发现哲学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我们全世界，全人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在我看来，没有枯燥的哲学，只有枯燥的哲学家。同样，没有枯燥的哲学课，只有枯燥的哲学老师！”
教室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已经断了自己的后路。
我的第一堂哲学课很快就结束了。
临下课前，为了扩大战果，我对大家说：“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有人开始翻书。
“我希望今天听课的同学，转达一下我对其余六分之五的同学们的问候，也请你们转告他们：学生不是板鸭，本老师也决不当只会填鸭的饲养员！”。
掌声再次响起，经久不息……
四、座无虚席
修改到这儿，Same会心的笑啦。
真的，在Same心中，没有什么比学生的掌声更重要的啦。
有时候，佳佳总是抱怨招生难，因为她那里是成人去报名；而莎莎总是抱怨学生不听话，因为她那里又多数属于未成年人。所以，不管是佳佳还是莎莎，他们几乎很少听到自己学生热烈的掌声。
但Same却不一样，他讲到第四次课的时候，学生第一次实现了大团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好像是“座无虚席”！
Same知道，自己已没有退路，更多的时候，学生知道的东西比他想象的还要多。但在学生的心目中，老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必须要比学生知道的多得多才对！
Same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想让上架的鸭子又飞了。
现在看来，由于受个人阅历的限制，Same当时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
后来，他为自己的经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那是后来。
Same当时认为，只要自己为人师表，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就肯定会“名师出高徒”，就肯定会“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甚至很自负的认为，只要拿出“笨鸟先飞”的志气，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拿出“一览众山小”的傲气，还有自己从来就“淡泊名利”的骨气，自己就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甚至有朝一日，还可能会“超孟赶孔（指孔子和孟子）”！
理由嘛，非常简单，据说孔老夫子有门生3000，可是“贤者”只有72个人。
按照这样的比例，60个人的班，自己只需教出2.4%个“贤者”，就已经和孔老夫子在教学上打平手了。
但是，Same对2.4%不满足，他的目标是50%以上。
那时候，为了实现自己这一“欺师灭祖”的狂妄目标，Same一刻也不敢闲着。
每天凌晨4：30，准时站在食堂门口路灯底下看书的，不是学生，而是Same；不用问，每天晚上12：30，从食堂门口路灯底下走回宿舍的，也不是学生，还是Same。
那时候，Same才第一次真正顿悟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不用问，自然是：
“书到用时方恨少！”
Same忽然想到了读中学时自己的哲学老师。
哲学老师姓陈，单名一个字：述。
陈述老师其实最不拿手的事情可能就是陈述了，因为他的课总是没主没次，而他的话，也总是没轻没重。结果呢，教出来的学生也就没大没小。
陈老师对一些不上课的学生总是痛心疾首，如果学生基本到齐，他常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训话。
他总是这样对全班同学说：
“同学们哪！你们年龄都不小了，应该到懂事的时候了。你们以为你们是给老师学习吗？错了，老师得不到你们任何好处。你们以为你们是给自己的家长学习吗？你们也错了。因为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学习。你们现在不好好学，等将来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还有，你们的家长辛辛苦苦，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把你们送到学校里来，不就是为了你们将来长大以后有点儿出息吗？你看你们有些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把学校当成什么了？你们以为学校是自由市场啊！同学们哪！我说的话也许你们不爱听，可是，你们爱听也好，不爱听也罢，我还是要说的。同学们哪！我这样可全是为了你们自己好啊。你们要是考不上大学，毕业了就只能当农民，整天修地球，就算当了工人，没有文化也当不好啊。同学们哪！……”
本来那些平时不来的学生对哲学课就不怎么感兴趣，好不容易来一节，半节课又讲成了这样，所以他们越发不肯来了。
还有，那些没大没小的学生，居然还给陈老师起了个绰号，叫陈啰嗦。
Same想，也许陈老师都是的“啰嗦”理论上并没有错，关键是方式方法上有一些问题，如果自己不改革教学方法，他就会变成下一个陈啰嗦！
Same没有这样做，他要让那些没有来过的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哲学课的重要性，而且，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少听一次课，就有一次90分钟的遗憾！
现在想起来，Same当时的的一些教学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比如，他让学生们每人写3-5句自己熟悉的名人名言，或者，用6-8个形容词形容一下自己。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写不够三条或者六个，但Same总要全部收集这些“作业”，并当堂在课堂上宣读。
令所有同学感动的是，Same读字条的时候，只读出字条的全部内容，顺便修改错别字，而从不读出每一张字条主人的名字。
更让所有同学也想不到的是，这些字条总是被Same认真整理后装订在一起，后来居然装满了好几个纸箱，以至于他后来搬家的时候，宁肯扔掉自己的著作，也舍不得扔掉每一张字条。
这当然是后话。
直到现在，Same有空时总会翻看那些纸条上的内容，回忆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Same还清楚地记得，就是在那节课上，自己把所有的字条收起来后，逐一在课堂上念了。然后问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叫大家写这些名言吗？
学生们全都摇头。
Same说：
“这些名人名言大家听了一遍，我的感觉是，几乎每一个词都闪烁着智慧，几乎每一句话都充满哲理。然而，这些名言如果和我们现在学习的哲学相比，就像繁星之于太空、浪花之于大海、杨柳之于春天、红叶之于枫林！”
看到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他接着说：
“我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天全部到课，我要对大家说，谢谢你们！不过，我还想对大家补充一句，教室的大门随时都是开着的，你们如果不想听下去，随时都可以自由出入，前提是不要影响其他同学，我想，你们大家绝对能够做到，对吗？”
“对！”
同学们异口同声。
也许老师就像演员，观众越多，表演也就越能够充分发挥。
听到台下这样强烈的反应，Same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他几乎是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好吧，我们现在上课！”
……
Same修改到这儿，他忽然明白，其实没有好学生，也就没有好老师。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教学相长”！
于是，他接着往下修改。
五、普遍联系
第五节课，全到。
第六节课，还是全到。
第七节课的主要内容是“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我没有先讲原理，而是在黑板上写下两行字。
社会
网
这是当时最最著名的一首诗，我还上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了，没有想到居然会用在我的哲学教学中。
事实上，诗人也是哲人，真要是离开了哲理，诗歌也许就会变成一堆美丽的垃圾。
“谁知道这首诗的作者？”
提问时，我忽然发现了两张陌生的面孔，内心一阵窃喜。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谁能解释一下？”
“这首诗的意思是社会就像一张网。”
声音是从墙角里传出来的，不大，但语气很肯定。
“是的！”我接着说：
“不过，不是一张，而应该是好多张。
宇宙是一张网，自然界是一张网，社会是一张网，学校是一张网，家庭是一张网，就连构成社会的细胞的每一个人，自己体内也有消化网、呼吸网、神经网、血液循环网……”
我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许多相互交错、相互叠加的网。然后说：
“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网上的某一点，那么，任何一个点的行为，都要受到整个网络的限制，同时，任何一个点的行为，对整个网络又有反作用。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联系着；每一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也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要素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不是各种孤立的事物的机械堆积和凑合。这便是联系的普遍性原理。”
“如果我们运用这一原理来联系我们的实际，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过去我们认为很深奥的道理，就会变得浅显易懂。”
我顿了顿，接着说：
“比如人们常说，命运的一半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半到底怎么理解，似乎很玄。可我们通过学习这堂课的内容，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假如我们是网上的某一个点，当我们成为生活的强者时，网络上的其它点就会随我而动，我们就可以驾驭我们所在的网络，我们就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强者，那么我们就只能被网络牵着，被其它的点所牵制着，就只能做命运的奴隶。”
“再比如，有一个熟悉的问答：‘一滴水怎么才不会干涸？’‘将它放入大海。’在没有学习哲学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将这一问答视为经典，但如果将它与物质不灭定律相联系，我们就不难发现，一滴水其实永远也不会干涸！”
学生们一边听，一边开始做笔记。
这时，我发现有几名学生对我的最后一句话有些不理解，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有个别不理解的，我们可以下课再单独沟通。不过，我认为，同样是一滴水，如果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作为一滴水，最最关键的是怎么发挥好一滴水的作用，而不是成日里琢磨自己的形态，琢磨自己的位置，琢磨怎样才能够不干涸的途径。如果真是这样，那才是一滴水最大的悲哀！”
看着大家认真的样子，我接着说：
“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就像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只要你下功夫，就肯定能学好。常言说得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现在，有的大学把《哲学》课定为选修课，有的甚至不开这门课，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你们虽然也是选修，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学好，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同学们的回答是那样有力，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六、为人师表
从学生一跃成为老师，由被动听课转为主动讲课，这种感觉是Same在实习期根本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教师的行为规范，必须为人师表。
Same认为，教师的地位之所以崇高，人们之所以把“人梯”、“红烛”、“园丁”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极为高尚的字眼送给我们当教师的，就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不同于其它任何职业。
说的具体一点，教师的劳动对象不是土地、森林、湖泊，不是机器、矿山、油田，也不是宇宙、自然和人体，不但与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与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医生、律师、作家等脑力者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他觉得，教师的劳动虽然属于“精神劳动”，劳动的对象是“祖国的花朵”，劳动产品也不是一般的初级劳动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而是“祖国的未来”。
还有，与其他的工作相比，教师工作本身有它自身的特点，Same把这些特点大致归纳了一下，基本上可以用“五性”来概括：
一是施教主体具有个体性。
我们知道，任何具体的教育，都是与一定质量和一定数量的教师相联系的，比如我们历史上出现的诸子百家。儒家有孔子、孟子，道家有老子、庄子，法家商鞅、李斯、韩非子，此外还有墨家、名家、阴阳家等等，所有的施教主体都具有个体性，即使是在同一个门派，不同的施教主体的主张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儒家的孔子和孟子。孔子思想体系以“德治主义”为核心，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倡导“天人合一”之教。孟子则极力主张施“仁政”、行“王道”，主张王者以仁义治理天下。他还认为使百姓得以温饱与教育才是国家强盛之本。虽然他被公认为孔子儒家学说最具影响力的继承人，但他的主要观点如：民为贵，君为轻；坚信人性本善；后天教育至关重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现在，由于我们师范教育的规模发展，教师队伍中的个体更是千差万别，而这种施教主体的个体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对象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和学习质量。
二是教育对象具有复杂性。
学校教育所面对的教育对象，与私塾先生和家庭教师等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学校教育的教育对象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还可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还有，不同的学生在体力、智力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面对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教师的工作也就有了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针对这种现象，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观点，这种观点与现在流行的以“标准化考试”和“标准答案”为主要内容的“应试教育”或许没有多少渊源，但我觉得，“因材施教”对于我们正在呼吁的“素质教育”，一定会有很有价值的参考意义。如果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把“因材施教”这四个字的内涵弄明白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东渡扶桑去“取经”，更用不着整天说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最大的区别是、中国教育与日本教育最大的区别是，等等。
三是教育内容具有传承性。
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项传承性很强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教育必须继承。当然，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教育继承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但是，对传承的要求却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教训通过教育的手段继承下来。另一方面，教育又必须创新，没有创新的教育只能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僵尸一样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教育内容应该是一个滚动发展的内容，是一边继承，一边发展的内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和教条化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推陈出新、必须大胆扬弃、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也只有这样的教育内容，才是最符合学生学习需要的内容。
四是教师劳动具有艺术性。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许许多多有关学生对教师工作的评价，比如“某某老师讲课生动有趣、课堂气氛活跃”、“某某某老师就知道照本宣科，还不如回家自己看得了”等等。于是我想，同样的学生，为什么不同老师的课堂上会产生如此不同的效果？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劳动的艺术性问题。我想，如果我把老师叫做是表演艺术家，肯定会有人立刻就笑掉自己的大牙。但是，老师在课堂上，表演与否、表演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自己一堂课的成败。因为一般而言，老师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是很崇高的，是“全知全能”的，当然也有些会质疑师长的能力，但毕竟是少数。所以，一名教师若是“十八般武艺”：什么唱歌跳舞、书法绘画，什么讲故事、玩乐器、诗朗诵、演话剧……样样精通，那么他与一个什么都不爱好，什么都不特长的老师相比，肯定就能更容易获得学生们的好感，也就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不但要做表演艺术家，而且要做场场精彩的表演艺术家。
五是教师言行具有表率性。
正是出于重教，人们才更加尊师。所以，“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焉”。所以，“天地君亲师”，教师被放到了极高的地位，甚至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地位是绝对不对称的。过去，是“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现在，我们强调师生平等、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但师生之间事实上是无法完全平等的。而且，由于老师所起的启蒙和教育作用，学生的言行往往和老师的言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教师不但在课堂上应该保持良好的言行，做学生的表率，而且，教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应该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形象。如果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教师的形象，真的都成了“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那么我们还怎样为自己的学生做表率？记得我有这样一位学生，他经常在回答问题时，惹得其他同学哄堂大笑，原因很简单，他回答问题时口吃。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他说方言不口吃，我感到很是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由于他读小学时，有一个语文老师说普通话口吃，结果他们大家都去模仿，最后，有好几个同学都有了说普通话口吃的毛病。像口吃这样的小毛病都是如此，那么，教师的其它言行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当然，Same的归纳不一定全面，但仅就以上的“五个性”而言，已经足以说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1999年起，本省对教师资格颁发了“准入”制度，第一次引入了“竞争机制”，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了全面推进我省教师管理工作，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队伍，从1999年1月1日起，将对教师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和 “尾数淘汰”制度。今后，凡是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再聘任其担任教师职务；
二、从1999年1月1日起，凡是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省属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专业技术人员，2000年起，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省管高等学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均需取得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合格证才能申报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从2001年开始，全省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必须在取得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之后，方能申报专业技术职务。
三、省属高校、中专从本通知开始、中小学从2000年开始，凡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必须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习任务。
四、从1999年1月1日起，凡196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小学教师申报小学高级教师职务和195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小学教师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这，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五、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成人高校教师原参加省上统一组织的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者，在规定的有效期内仍然有效；普通高校教师1998年参加由省上组织的外语考试，成绩合格的，在1999年仍然有效。除以上情况外，凡省属、省管普通高校和参加由省教委组织评审专业技术职务的其他高校、中等专业学校的专业技术人员，今后必须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有效期按人事部的规定执行。195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务的中学教师，外语考试仍由省教委统一组织，考试时间定于每年9月份进行。
六、凡中、小学教师，应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相对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方可聘任中级教师职务；应有两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相对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方可聘任高级教师职务。在目前尚未普遍交流的情况下，凡有在农村学校或相对薄弱学校任教经历的教师，应优先评聘高一级的教师职务。从今年开始，凡自愿赴老少边穷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支教，并做出一定成绩的教师，可优先评聘高一级的教师职务。
七、能胜任两门学科教学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可优先评聘高一级的教师职务。在职业学校中，取得教师以外其他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工以上等级证书的教师，可优先评聘高一级的教师职务。
八、各学校均要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教师职务结构比例内，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岗位设置，公布岗位职责，实行教师竞聘上岗，学校择优进行聘任。
九、各学校均要与受聘教师签定岗位聘任合同，聘期一至三年，并从聘任的下一个月起兑现职务工资（只在聘期内有效），聘任期满，聘任关系自然终止；对续聘者，要重新签定合同。对低聘、待遇人员要降低职务工资，对转聘其他职务的人员，要重新确定其工资标准。
十、学校对教师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考评小组由校领导、老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按“三三制”的比例组成。对考核优秀者，要进行奖励。对考核结果实行“末尾淘汰制”，做到当奖则奖、当罚则罚、奖罚分明。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教师与其他行业的要求是大不一样的。
所以，Same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不是任何人想干就能够干的。做一个老师容易，但要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
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教师，能够站在神圣的讲坛上，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加了许多议论，原文如下：
七、杏仁孵鸡
韩愈老先生曾经在他的名篇《师说》中这样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虽然只有六个字，但是，对于“师者”而言，能够理解其深刻内涵并融会贯通的人却不多。
中国自汉朝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地位与日俱增，最终成为“至圣”，孔子家族也成了不随封建王朝和皇帝进退的“常青树”，而且，孔子的思想几乎渗透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以及整个的东亚和南洋地区，这样的事情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了“孔老师”的确非常伟大，“孔老师”的学说的确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孔老师”本人也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
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自“孔老师”之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真正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史，其实就是为师者的“耻辱史”！
如果说需要“解惑”的话，这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大的 “惑”！
要“解”中国教育史上这个最大的“惑”！可以借用数学和逻辑学中常用的“反证法”。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孔老师”这个封建文化的象征终于被“打倒”，接替他的是西洋来的大胡子--“马老师”！
“马老师”一来，就给我们“传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道”，给我们“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业”，还给我们“解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之惑”，他当然有资格做我们的第二任老师！
个人认为，不管是“孔老师”，还是“马老师”，他们都是好老师。因为“孔老师”的学说，讲究的是“内学”，而“马老师”的学说，讲究的是“外学”。
当然，不管是“孔老师”还是“马老师”的学问，都是博大精深的学问，都是需要我们深钻细研的学问，这样的学问我们学上一辈子都不一定就能够学懂弄通。但是，两位老师的学问其实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如果各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
“孔老师”想通过改造人类来改造世界；
“马老师”想通过改造世界来改造人类。
两位老师的目标也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
与他们两位“老师”相比，我自然不算什么好老师了，甚至连一个合格的老师也不是！
所以，对于“传道、授业、解惑”这六个字，我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对这六个字只能站在现实的角度，从自己的工作岗位本身来理解。
我认为，所谓“解惑”，就是回答学生的提出的问题。但不同的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当然，有些“惑”是很难“解”的，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据说，有一位私塾先生在谋生时，曾经和东家签下了这样的一份“用工合同”：
无鸡鸭亦可；
无鱼肉亦可；
无米面亦可；
无薪炭亦可；
无奴婢亦可；
无童仆亦可；
无车马亦可；
无房室亦可；
无银钱亦可；
这样的先生，东家当然是最高兴不过的，现在国家实行义务教育，书本费还是要交的，可这“老先生”什么都不要，这不是“活菩萨”吗？
可是，真要执行这样的合同，就会发现这居然是一个文字陷阱，只要加上小小的逗点，就会变成下面的样子：
……
无鸡，鸭亦可；
无鱼，肉亦可；
无米，面亦可；
无薪，炭亦可；
无奴，婢亦可；
无童，仆亦可；
无车，马亦可；
无房，室亦可；
无银，钱亦可；
……
我不知道，当东家发现原来如此时，他还高兴得起来吗？
所以，老师在日常教学中，除了回答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提问外，还应尽可能多地回答其它问题，绝不能以个人的好也来决定是否回答，更不应该有任何提问的限制，否则就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更不利于学生的发明创造。
还有，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尽可能地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让他们展开丰富的想象，找出不同的答案，让每一位学生都明白“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道理，绝对不能以一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去强加于人，去束缚和限制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
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的其实很多。比如大科学家牛顿，他从“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对宇宙的思考，并通过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个问题平常的如同“秋天为什么会落叶？”一样，只是用一种“标准答案”，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还有瓦特，他是从茶壶盖被蒸汽冲起而产生的灵感，这样的现象是经常遇到的，只不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水开了，就要溢。为了不使水溢出来，人们就把茶壶盖拿开。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有人在壶盖上钻了一个眼儿，水开了以后，人们就可以不拿开茶壶盖了，但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水开了老半天了，人们居然还没有觉察。
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所以这样的方式虽然经历了几千年，却一直被我们所发扬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座城市的市面上才看到了一种既有小孔，又有“小号”的“响壶”，这个问题才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解决。
而瓦特的想法，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他所想的，是动力的转化问题。因此，通过不懈地努力，他发明了蒸汽机，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由此产生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发明蒸汽机这一事件本身，这也许是连瓦特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再比如，发明大王爱迪生，当他看到母鸡可以孵出小鸡，是因为母鸡坐在鸡蛋上时，他也就学着母鸡的样子，坐在了鸡蛋上，打算孵化小鸡。
这样的学生，当然是学校所不能够容忍的，所以爱迪生被“劝其退学”，由他的母亲领回家自己教育去了。
好在爱迪生是一个知道上进的孩子，虽然这种方法是根本孵不出小鸡的，但他没有气馁，也没有半途而废，正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实践，他终于发现了小鸡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孵化小鸡成为现实，导致了后来的家禽养殖革命。
如此看来，越是需要“解惑”的地方，就越需要“老师”！
但是，我们的教材在举这些例子时，只告诉了学生这样一些现象，却没有告诉学生现象背后的故事，让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然”。特别是有了发现以后的故事，特别是他们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几乎都被遗忘了，好像只要发现苹果落地，就能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只要发现茶壶盖，就能发明蒸汽机；只要发现母鸡孵小鸡，就能发现温度与小鸡的成长关系……
这是多么的无知啊！
在我的记忆里，爱迪生还有一个非正式的中国版本。
我在散文《童年忆趣》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我的小山村，村民有在房前屋后栽树的习惯。
除了杨树、柳树，还有桃树、梨树、杏树、苹果树、葡萄树、柿子树、核桃树等等。
在这么多的果树中，小孩子最喜欢的要数杏树了。
因为每年暮春时节，麦地里新发芽的杏树约有一尺来高，亭亭玉立的，十分讨人喜欢。
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是碰到小杏树，谁先发现谁先“占”（方言：据为己有），然后再找来树枝或者瓦片，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将它连根挖出，特别是根上的两瓣杏仁和外面的核，必须保证完整地附在树根上，因为大人说，这样的杏树才容易活！
当然，杏树移到在家院子里，活与不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小孩子喜欢杏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别无选择。
小桃子身上长满了毛，而且不小心沾到皮肤就会痒痒；
小梨子吃起来简直就像嚼锯末，根本就没有半点水分；
小核桃是断然不能放入嘴中的，至于小苹果、小柿子之类，哪怕只是咬上一小口，也会苦涩的叫人直吐舌头……
只有小杏子，酸酸的，有那么一丁点儿甜，好吃极了！
杏子一般最早成熟，从“花褪残红青杏小”到“麦浪已随杏子黄”，不管是绿的还是红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也不管是甜仁的还是苦仁的，只要能爬上树，就肯定会有杏子吃。
除了好吃，小杏子还有一个大大的用途，就是“孵小鸡”。
吃了小杏子，咬破脆脆的乳白色的果核，里面会露出一粒一头尖尖、一头圆圆的杏仁来，那杏仁上是一层洁白的“壳儿”，像是一颗颗的珍珠。
小心翼翼地将它拿起，托在掌上，再找来干干净净的棉花，仔仔细细地包成一个球状，再小心翼翼地塞入耳中。
然后，就在焦急与耐心、在恐惧与期盼、在聆听与呼唤中傻傻地等上整整七天七夜，等待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杏仁鸡”的诞生。
因为没有人“解惑”，也不可能“顿悟”，所以我和我的伙伴，谁也没有孵出过“杏仁鸡”，我们相互抱怨各自说话时声音太大，把小鸡吓死在耳朵眼里了。后来才明白，按照爱迪生的发明，任何人是孵不出“杏仁鸡”的！
当时，老师没有讲过，也许很多年前，他或者她，也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因此，一批批的小伙伴长大了，“杏仁鸡”的故事却还在一遍遍地继续……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孩子看来，也许会有些太过愚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母鸡孵小鸡这样的现场都见不上了，谁还会听信这样的奇谈怪论？
今天，当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在玩电子宠物的时候，我真有些不忍心把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在我看来，中国版本的“爱迪生”，要比任何一个电子游戏有趣得多，我们孵“杏仁鸡”的那些人生体验，也是任何电子宠物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我不但提倡“解惑”，而且也提倡“惑解”。
比如关于“下雨”这样一个最常见也最简单的自然现象，用“解惑”办法和用“惑解”的办法，不仅答案不尽相同，教育结果也大不一样。
为什么会下雨？“解惑”的结果是：
因为天上的云中有一种积雨云，当云层越积越厚的时候，就下雨了。说得再详细一点，就从空气蒸发，形成冷、暖两种气流，当它们相遇时，水气凝结成小水珠，小水珠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当自身的重量大于空气的浮力时，就下降为雨。这样解释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说者有理，听者明白，听完了，也就知道了，用不着去刨根问底。
但是，这样的“解惑”，与“惑解”比起来，教育的效果和质量都明显得差那么一截儿。
为什么会下雨？惑解”的结果却是：
如果天阴了，就有可能下雨。
这样答案，显然不能满足听众的需要。
他们就会想，天为什么会阴呢？
除了上面“解惑”时的答案，就又会产生另外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1．传说中的“雨”。雷公、电母、风婆婆等等，要么就是龙王，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而且培养了学生人格中的浪漫主义情愫。
2．科学中的“雨”。大炮、飞机、增雨剂等等，要么就是水车、喷泉，这样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科学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人格中的科学精神。
当然，如果再加上“解惑”时的答案，那么还可以让学生在学到更多自然常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在人格中的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还有，如果天阴了，就有可能下雨。只提到了“有可能”三个字。那么我们继续“惑解”，同样也会得到三种答案：
1．按照“解惑”时的答案，下雨！
2．有可能下雨，言外之意就是有可能不下雨！
3．有可能下雨，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天阴了，要“下”是一定的了。但是，要“下”的却不一定是雨！比如下雪、下冰雹等等。
所以，我提倡“惑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如果用一个很时髦的词来说，“惑解”就是“模糊学”。
说起“模糊学”，其实在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的，比如我们到现在还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等等，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研究“模糊学”的，居然以西方的学者居多，所以我说“模糊学”是一个时髦词，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惑解”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惑”，“惑解”只是一种方法，而“解惑”才是我们最想得到的结果。
八、高分低能
至于“授业”，我与大部分老师同行持不同的意见。
在他们看来，“授业”是那些“三百六十行”里头师傅带徒弟事情，是古人的事情。在当今社会，老师是只管教书，不应管什么“授业”，因为找什么工作、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工作，那都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学生家长的事情，学校只负责办手续就是了。
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是不妥。虽然，对于毕业生的分派，我与大家一样无能为力，但我认为，老师的职责在于引导，在于帮助学生选择理想的工作。如果一个老师能将学生的选择，同学生本人的个性、特长、爱好及理想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做到“因材施教”，不失时机地对大学生进行择业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选择自己理想的职业，或者引导学生发现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就是“授业”。如果等到学生毕业分配之时再“授业”，已经有些为时已晚，是雨后送伞，是“马后炮”。真正的“授业”必须在毕业之前，甚至可以提前到学生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人们常说：“兴趣是第一老师”。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兴趣，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份令大家羡慕的职业，那么他的选择首先就是一种非常功利的选择，也是一种对自己极端不负责任的选择，他的优势也许从此就会消失，也有可能从此变得默默无闻、变得庸庸碌碌，一辈子都处在懊悔与不甘的痛苦与挣扎之中。
我想，中学是否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毕业生志愿填报指导机构，大学是否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毕业生职业倾向和职业技能评估和咨询机构，从而运用更加科学合理的手段和快捷简便的方法，帮助学生更加客观、理智和正确地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进而选择自己的成材之路、人生之路……
当然，由于我当时初为人师，这些想法也并不成型，只是一些小的火花而已，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我发现其实有许多的职业技术学校早就已经开了“授业”的先河，他们所传的道，自然是“技术之道”，他们所解的惑，自然是“技术之惑”，他们所授的业，也就自然是“技术之业”了。正是这样的学校，为饮食、娱乐、服装、建筑、维修、旅游、美容等服务行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渠道、拓宽了就业领域、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
可是，从这种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来看，它们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只是一个补充，大部分只停留在中专层次，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起点比较低的，连中专都算不上的社会力量办学！
呜呼，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分低能”，为什么我们的现实是找一个高级技工比找一个博士还要难！
我想，该到我们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时候了，而且，今天的职业技术教育，一定要面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和更加广阔的领域！
除此而外，我们的教育必须彻底摈弃那种一劳永逸的教育思维，彻底改变对“一次性教育成果”的迷信，真正形成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不断更新我们的教育的观念，真正做到理论问题与工作实践的相结合，从而真正实现教育与学习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还有，近几年来，高校又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职业”学生。
这些“职业”学生本科毕业后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就继续考研，一年不行，就考两年，两年不行，就考三年，好不容易读完研究生，硕士学位拿上了，还是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接着再考博士，一年不行，就考两年，两年不行，就考三年，等到博士读出来，也许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了，但自己满意了，用人单位不一定就会满意，所以出现博士下岗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了。
所以，今后的博士招生中，要彻底改变现在的状况，除了极少数特别优秀者外，一律要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者才能有资格报考博士。
因为这样的“职业”学生，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失业学生。
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授业”！
九、弃而不用
对于“传道”，我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二是“道”。“道”对于学校和老师而言，是非常复杂的。
有“大道”，如天道、地道、人道等。
有“中道”，如济世之道、经国之道、用兵之道等。
有“小道”，如修身之道、养性之道、齐家之道等。
所有这些“道”，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传道”而言，一般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传道者本身就是创道者，如老子、孔子和孙子，如苏格拉底、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耶稣，如泰勒、李嘉图和凯恩斯，等等等等。另外一种是单纯的传道者，在传道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例子很多，但结果却大不一样。所以传道首先是一个方法问题。
一般来说，学校里的“道”，就是指“课本知识”和“课外知识”两大部分，“课本知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课外知识”是次要的、辅助的。这一点，在全世界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国度和一定的地区教育水平的前提下，“道”是相对固定的“死道”。
这样看来，老师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传道”绝不是简单的去讲一些大道理，而应该很具体地去讲授各种专业知识，比如我们所教的各门学科。因此，对于以“传道”为职业的老师而言，讲课中面面俱到固然很重要，但每一节课都能够讲出其中的要害才是最最重要的。
事实上，什么是要害，什么是重点，一般而言，也是非常清楚的，关键就看老师怎么“传”。如果做了“传声筒”，机械地模仿和照抄照搬，那么他就是“教书匠”，学生学得就是“死知识”。如果自己也是一知半解，那么他就是“歪嘴和尚”，再好的“经”也会被他念歪。
我是绝不愿意做一个“教书匠”的，更不想成为“歪嘴和尚”，因为我的目标是能够做一个教育家！这一点，我觉得金科大学是能让我有用武之地的。
就这样，我“王婆卖瓜”式的哲学课终于有了一定的或者说是初步的进展，而我，也比以前越来越尽心了。
为了能够让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我还自费订阅了十余种报刊杂志。
我甚至还把演讲和辩论也引进了课堂，我坚持“事理越讲越明，问题越辩越清”的观点，要求每位同学都能自觉和踊跃发言，只有发言，才能知对错，才能明是非，才能见分晓……
说真的，我在上大学时，哲学学得马马乎乎，有许多问题，在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但通过教学，我发现自己对哲学的喜爱，其程度简直不亚于对文艺。更要命的是，我过去所学习过的一切，包括数理化，在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牛顿的三大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几乎所有的科学，都仿佛成了哲学巨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艺术也一样，不管是凡高《向日葵》中生命绽放的美丽，还是达芬奇《蒙娜丽莎》嘴角捉摸不透的笑容；不管是瞎子阿炳用二胡倾诉出来的《二泉映月》的缠绵，还是“聋子”贝多芬用钢琴撞击成功“命运”，不管是王维在诗中所体现的“画意”，还是莎士比亚在舞台上制造出的那么多的“奇迹”……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哲学的灵魂，他们的作品可能就仅仅只能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绝对不会成为能够超越时空界限的无数鲜活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终于发现，一个好的哲学老师，不仅应该是一个好的文科生，还必须是一个好的理科生。但是，在我们的学校，不，几乎是任何一所大学，哲学专业的招生对象的绝大多数却是文科生，也许，这就是《哲学》这门课让绝大多数同学都感到“头疼”的原因所在。
我对于自己的这一结论深信不疑。比如马克思，他在数学方面就很有天赋。
然而，正在我紧锣密鼓、信心百倍、豪情满怀、全身心地投入我的哲学教学时，我却意外地接到校方的通知，我不能代哲学课了，理由是我还不是党员。现在看来,我那时也仅仅是没有一张“党票”而已。
我很有些想不通，就去找书记。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还是生活作风上，我至少比身边的有些党员强好几倍，比我们的党委书记强好几十倍。
说起这位党委书记，我还真有点难以启齿。书记本姓曹，名宏德。
这位老兄曾上过朝鲜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和他一块战斗过的战友，很多人都当大官了。可他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把全部的心血放在了金科大学的教育事业上，他的头顶也因此戴满了各种各样的光环。
然而，近几年来，人们发现今天的曹书记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曹书记了。他住进了四室两厅的商品房，坐上了奔驰车，家里的电器全都成了高、大、洋。他对于大家，变成了一种象征，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权威，而下属对他的称呼也变了，有叫“头儿”的，有叫“老板”的，还有背地里称“老爷子”的。
我去直接找曹书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真正见识一下这位被传的沸沸扬扬的曹书记，我想见识一下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样子。当然，对我代哲学课，究竟是对我的提拔和重用，还是像同事们说得那样“弃而不用”，我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十、头重脚轻
曹书记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
“你的事我知道。”
曹书记居然早有准备。他十二分热情地叫我坐到他的真皮沙发上，我很有些受宠若惊，就坐了。
书记马上给我递过一支烟，我说我不会。
他便说：“很好，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得。”
我只好说：“过奖了。”
书记便问：“是不是对调课有看法？”
我说：“是。”
我本来想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态度，不料书记开口了。
他说：“你的情况我了解，前一段哲学课代的还不错，学生们的反映也很好。”
“那为什么还要调我的课？”
“谁说是调课？是组织上另有安排。”
“那我能不能接着代？”我用一种试探的口吻问到。
“不，绝对不行。”书记说着，做了一个很有力的手势。
“过去我们对你不了解，安排你代选修课，学校有责任，我这个当书记的也有责任。你的档案我看了，你的《古代文学》、《现代汉语》等专业课都在95分以上，你还是校文学社的社长，我们绝不能浪费人才！”
“学校决定，下学期起，由你代《大学语文》。”
书记咕嘟咕嘟的喝了一大口茶，接着说：“你先找一本教材，熟悉熟悉，你的课，交给新来的杨老师。”
我不知说什么好，觉得有负厚望。说真的，古今中外那么多的名人名言，我印象最深、且最爱用的，就是“士为知已者死”这六个大字。
既然书记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便说：“好吧。”
我起身告辞。
书记也站了起来，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很亲切地对我说：“年轻人，好好干，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他说完，伸出了右手，我两只手一齐伸了出去，微微颤抖着，说：“那好，曹书记，您忙，我先走了。”
出了书记的办公室，我觉得自己平日里对曹书记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我开始有些懊悔，觉得根本不应该相信那些马路消息。
我觉得那些说书记如何如何的人，肯定是别有用心，我应该离他们远一点。
还有，有人说新来的杨老师与曹书记关系不正常，说换我的课就是为了给杨老师一个代课的机会，分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更有甚者，说杨老师是曹书记当年的学生，杨在当学生时就与曹关系非同小可，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楞是编出什么“草（曹）吃羊（杨）”的典故……
现在看来，不但显得编故事的人无聊透顶、故事内容荒唐可笑，就连故事本身，都成了“莫须有”式的污蔑了。
我为自己在刚刚步入人生的第一步就遇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顶头上司，不，是“老板”，而感到无比的高兴。由于高兴，我工作起来也就格外的起劲，不管是份内份外，只要“老板”吩咐了的，我就保质保量的完成。
第一学期很快过去了……
第二学期一开学，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金科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大学语文》的老师。
没有事的时候，“老板”还会叫我到他房中下下棋、聊聊天什么的。我们还谈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
“老板”听得高兴，就拍拍我的肩膀说：
“年轻人，好好干，争取向组织靠拢。”
每当听这些话时，我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有一回，我甚至把前进路上的一段“曲折”也告诉了他。
说起这段“曲折”，我至今仍弄不明白，当时重点培养对象有三名，本班的发展名额却只有一个，竞争在我(校文学社社长)、秦兰(女，班团支部书记)、周斌(班生活会员)三个人中间展开。
我当时以为稳操胜券，谁知在召开支部会前夕，学校的告示栏每日早、中、晚都能看到一篇题为《“积极分子”的宣言》的小字报，并有批点，小字报含沙射影，矛头直接对着我。
开始两天，几位朋友轮流撕给我看，每一次都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看来对方是很谨慎的，我一开始挺生气，后来干脆就不闻不问了。
当然，这样的针对一位大学生的小字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校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全校震动比较大。我自然只能让贤了，“后备军”秦兰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听这些话的时候，“老板”似乎很好奇，最后他还问秦兰分配到那儿去了，我说，某政府机关来我校选秘书，秦兰作为唯一的中文系的女党员被选中了。书记听后便有些惝然若失的样子，老半天不说话……
“老板”还常常对我说：“做老师不像当学生，说话办事要格外的小心，否则我也对你爱莫能助。”
我常常想对“老板”说，我将来一定要报答您。可我又不习惯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一贯奉行言行一致的原则，如果报答不了，说出来的就成了假话，大话，空话。不过“老板”好像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居然想法设法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感恩的机会。
那是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个中秋夜，大约在晚上七点半左右，“老板”打来电话，他先问侯了我的父母，然后就叫我无论如何今晚到他家吃饭，我说吃过了，他死活不肯，说自己准备了两瓶好酒，想跟我唠唠，我只好去了，好在他家并不远，坐车有十分钟就到了。
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一家人已经在等我了。
见我进门，老板赶紧起身，一边给我让座，一边指着一位穿着很超前的浓妆艳抹的姑娘给我介绍说：
“这是我的独生女惠惠，在某财会学校读书，明年6月份毕业。”
然后，他又指着我说：
“惠惠，这就是我常给你说的我们学校新分配来的高材生，学中文的，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你以后可要多向他学习啊。”
“老板”情绪看样子非常的好。
他顿了顿，说：“惠惠，你看你大山哥爱喝茶还是咖啡。”
“来点茶吧。”我说：“我自己来。”
“还是来点咖啡吧，我去。”惠惠说完就出去了。
这时，“老板娘”早已端来了大大小小十余种象征团圆的月饼，还拿出一瓶茅台酒。
惠惠的咖啡也冲好了，她还特意给我加了一大勺子的糖。
尽管我再三强调已吃过饭了，可还是叫他们生拉死扯到饭桌上，我便陪他们吃，迫不得已时再抿上一小口酒。
因为书记知道我平日滴酒不沾，所以也不十分勉强。
我离开书记家时已有些头重脚轻了……
十一、有缘无分
惠惠毕业了，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
起初她来找过几次我，可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从年龄上说，我大她七八岁；从生活经历来说我是农村长大的，可她是在城市长大的；从家庭来说，我家是“知识分子”，而她是“军人”家庭，我俩是典型的“秀才”遇着“兵”……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互相看不惯。她总说我土里土气的，花钱不大方，不会跳迪士科，还说我这人太严肃，太呆板。而我，总是难以接受她一会披一会儿烫，棕一块儿黄一块儿的头发，看不惯她绿色的嘴唇，蓝色的眼圈和血红血红的长指甲……
就这样，我和惠惠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
就这样，我入党的事就这样又一次搁浅了。
就这样，曹书记也越来越对我冷漠了。
就这样，我也就越来越忙了……
后来，我就很少与他们父女见面。
再后来，我就辞职去了新城大学。
再再后来，我才从同事的嘴中得知，关于我，曹书记还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评论，以下是他的“原话”：
自命不凡的人，我姓曹的见得多了，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胡萝卜就能买上个肉价钱；我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还能头顶着胡萝卜去日天?……
事实上，自打曹书记给我“鉴定”以后，就已经有人在背地里开始叫我“胡萝卜”了，我居然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大概惠惠是一块燧石，而我只不过是一块土块的缘故，几番碰撞之后，非但没有闪出什么火花，反而被击得粉碎。
当然，书记曹大人也深知我和惠惠之间，决不是我单方面的事。所以后来他对惠惠也就有些生气，谁知道这位千金小姐并不卖他的帐，很快就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无业青年鬼混在了一起。
终于有一天，当惠惠将一个披着长发，蓄着大胡子的40岁左右的男人领回家时，父亲便以军人的方式将他们赶出了家门。
后来，我听说惠惠染上了毒瘾，那个男人早已不知去向。
再后来，惠惠被送进了戒毒所……
我知道，每当书记看到女儿痛不欲生之时，他便百倍的恨我，他的脑子里，肯定是一连串的如果……
现代汉语中，“如果……就……”是引导假设复句的引导词，用数学符号表示，就可以写成(－∞，＋∞)。“如果”只能无限接近，而永远没有达到……
我不知道曹书记该不该恨我，但我绝对应该感激他。
当我再次见到惠惠的时候，已经是十年以后，曹书记已经仙逝了。
惠惠说：“爸爸去世的时候，很想见你一面，可他不让我们告诉你。”
惠惠说着失声痛哭，我们呆呆地站在那里，好长时间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们彼此目送着对方的背影分手，重逢，是在又一个十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