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

1940年10月11日凌晨，上海虹口祥德路上的傅公馆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此时，仆人老朱正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蹑手蹑脚地走着，不时警觉地观望着四周。老朱来到一间卧室门口，轻轻地推门进去，床上的人正在酣然熟睡。就在这时，老朱从怀里抽出了一把菜刀，只见一道寒光闪过，老朱高举起手中的菜刀，猛然朝着床上熟睡的人狠狠地砍去。

被菜刀砍杀的人是时任上海伪市长的傅筱庵。

傅筱庵生于1872年，浙江省镇海县人。15岁时进入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做工，因粗通英语，善于逢迎，短短3年就被提升为领班，经管工人劳资等事宜。当时，厂里的工人大多居住在船厂附近，而这些房产都归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理严信厚所有。

严信厚是中国近代工商界的著名人士，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对船厂附近的房产，严家每月派人收租，但工人们收入甚微，生活贫苦，很多人都交不出房租，严家为此十分头痛。傅筱庵得知此事，认为巴结的时候到了，便毛遂自荐，由他出面代收房租。

实际上是傅筱庵买通了船厂的洋大班，把房租从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中扣下，然后由他送到严家。由此，傅筱庵博得了严家的好感，又趁机认了严信厚的爱妾杨氏为“干娘”。

“干娘”杨氏与盛宣怀夫人常有往来，傅筱庵因此也成了盛家的座上客。盛宣怀，字杏荪，江苏省武进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晚清首富，也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奠基人之一。

1911年，刚刚担任晚清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以铁路“收归国有”的名义向英、法、美、德四国列强筹借外债，激起了川、湘等省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并很快演变成一场武装起义，清政府只好下旨将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举家逃往日本避难，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人士认为盛宣怀畏罪潜逃，纷纷提出应将盛家财产充公赔偿。在商界人士集会时，傅筱庵当众叩头哀求免予没收盛家财产，自称是盛的代理人，暂为管理盛氏产业和盛氏各企业的股权。

1916年，盛宣怀病死于上海，他一生中所攫取到的财富竟达白银6000万两。傅筱庵就使用蚕食方法，把盛家财产攫为己有，因此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财产，并在镇海老家和上海都拥有了大量地产。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傅筱庵已在上海的各大银行、企业、商会担任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职务，其中包括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招商局董事、总商会会董、宁商总会会长等等。但在这几十个职务中，唯独缺少的是总商会会长一职。1924年，傅筱庵与大银行家宋汉章争选会长，两人相持不下，形成僵局。

最终，傅筱庵没能当选。但192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第八届会长的时候，傅筱庵终于在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提携下，当选为总商会会长，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那么，傅筱庵又是如何与大军阀孙传芳扯上关系的呢？

在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以及周边的很多地区都还在孙传芳的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枯竭，只能依赖银行贷款来维持残局，而政府的信用早已动摇，别家银行都不敢放出贷款，此时，唯有傅筱庵总是抢先一步，并且有求必应，利用金钱与之勾结。

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上海。傅筱庵极尽两面派之能事，一方面遣人对北伐军的到来表示欢迎，一方面又亲往送别孙传芳逃离上海。傅筱庵自以为做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却不料已给自己树下了蒋介石这个足以取他性命的政敌。

蒋介石到上海后不久，即宣布上海总商会第八届会长选举无效，并以支持孙传芳的罪名对傅筱庵下达了通缉令。傅筱庵得知自己被通缉后，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由大使馆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了外国轮船，逃往大连。

傅筱庵避居大连，一直接受到日本的保护和豢养，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也为他日后投靠日本人打下了伏笔。

但傅筱庵人在大连，心却在上海，毕竟他的全部产业都在上海。他四处奔走，希望早日撤销对他的通缉令。由于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头面人物的多方疏通，加上蒋介石也需要傅筱庵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力来支撑局面，1931年，国民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他回到了上海，但却没有了往日的威风。1935年初，上海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商业倒闭风潮，通商银行遭遇民众挤兑，傅筱庵无力应对，青帮大亨杜月笙出面相助，国民党也趁机参股其中。傅筱庵则成了通商银行的一个虚名董事。

傅筱庵自从被剥夺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操纵大权之后，终日郁郁寡欢，但却野心不死。他时常在家宴请社会各界名流，希望从中找到翻身的机会。跟傅筱庵往来的也大多是绅商闻人和北洋政府的旧官僚，这些人都鼓动他卷土重来，其中最起劲的当数周文瑞。

周文瑞是盛宣怀的孙婿，在台湾银行做买办，和日本人常有往来，是一个日本通。此时正值1938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来接替苏锡文担任伪上海市市长，周文瑞就向他竭力推荐了傅筱庵，松井听说傅筱庵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和总商会会长，一拍即合，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接印上任，原先由日本人组建、苏锡文担任市长和督办的“上海市大道政府”正式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办公地点也从浦东搬回了江湾的原址。

正当傅筱庵自觉风光无限的时候，在他的老家镇海，却有万余民众上街集会，声讨他的汉奸行为。次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民众再次集会声讨，他在镇海的旧居大门也被人捣毁，这让傅筱庵始料未及，也让他尝到了当卖国汉奸的苦头。然而，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此后，麻烦事情接踵而至。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好处倒是没有捞着多少，反而要自掏腰包维持局面。

因为市府开支一事，傅筱庵更是不惜得罪了梁鸿志，又为自己树下了一个大敌。梁鸿志，近代官僚、汉奸，1938年，在日本人的操控下，于南京成立维新政府。

梁鸿志要求傅筱庵去南京作名义上的“述职”拜谒，同时要向上海市征收一些税款。谁知，傅筱庵反而以上海政府开支庞大为理由，要南京政府每月给他二十万，否则他决不到南京。梁鸿志对他无计可施，只好勉强答应，傅筱庵这才到南京去拜谒了一次。

傅筱庵一路处心积虑、投机取巧的所作所为，早已给他埋下了不少隐患，尤其是在他当上伪市长之后，接连而来的暗杀与恐吓更是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介石责令戴笠组织行动，刺杀汪精卫，戴笠派出军统局的书记长到上海，策划刺汪行动。这原本和傅筱庵并没有直接关系，傅筱庵之所以与这件事情有牵扯，是因为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一个经理。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