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将军也为了反共联盟事宜而与满洲的老帅以及山西的模范长官阎锡山进行了谈判。但张作霖中断了谈判，说他怀疑蒋的反共诚意，与此同时，东部军阀孙传芳的一次进攻迫使南京退却进行防御。

在蒋调动军队迎接挑战时，一场足以与华氏零上100度的高温相提并论的危机也在武汉爆发。由于共产党人并不了解汪精卫与冯玉祥达成的驱逐他们的协议——鲍罗廷仍然坚持“冯将军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这一悲剧表演得十分滑稽。导火索是一个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纳本特拉·纳特·罗易，文森特·希恩称这位婆罗门有着“一个美丽的、橡木雕刻的脑袋”。与1923年所追求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相反，这位印度人将乡村的革命看做眼前的道路。农民应该被武装起来，革命也应该自下而上由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乡村政府的农民来进行。罗易的信息表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已经改变了策略以便应对来自托洛茨基派的批评，而托派则正在鼓吹更加革命的信条，并且指出蒋所走的道路就是统一战线破产的证明。

1927年6月1日，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说，应该从事土地革命，建立一支有2万名共产党人和5万名工人与农民的军队；建立革命法庭来严惩支持蒋的军官；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影响应该加强；新鲜血液应该代替那些“摇摆不定的与妥协的”元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满腹疑虑地看了这封电报。其中一人说，他们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更是称其为“犹如在粪坑里洗澡”，陈曾建议共产党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以便共同对抗蒋介石，但这一建议却被斯大林多次否决。在长期被捆绑于统一战线中之后，他们突然接到命令采取先前被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禁止的政策，而且是在一个他们正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时候。甚至是忠诚的鲍罗廷也称这些指令愚不可及。

而罗易则使得形势更加恶化，他邀请汪精卫到他的家里，并且询问他鲍罗廷是否已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报让他过目。显然他认为中国的这位政客在春天从欧洲返回中国并且顺路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得到了有关即将发生事件的预先警告。汪说他还没有看到电报，这位印度人随即将电报原文与中文译本递给了他。

第二天，汪精卫称这份电报是不可接受的，并说它违反了孙中山与俄国人所达成的协议的某些条款。而这位使者却回答道，这是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国民党不合作，”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将它当做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盟友。”

对鲍罗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他只能靠阅读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来打发时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执行了斯大林通过统一战线来建立中国革命基础的政策。作为一个机敏的棋手，他已经事先计划好了他的棋路，自诩要有“远见卓识”，以便对付令人绝望的情况。而现在，他却面临着计划流产。在接受一位瑞典记者的采访时，他谈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为一种理念而战，“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社会问题、无穷的包容能力的中国却使我震惊与叹服”。在忍受着疟疾以及由于骑马而摔断一只臂膀的痛苦的同时，他还有着其他的担忧，他的美籍妻子芳娅在长江上航行的俄国轮船上被北方军队逮捕。由于受到携带具有煽动性的传单的指控，令人敬畏的鲍罗廷夫人被带到了北京，而在这里，满洲老帅的军队已经显示了在处决袭击俄国使馆所俘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的肆无忌惮。

尽管汪精卫在与基督徒将军的秘密会谈中已经准备摆脱共产党人了，但武汉的领导层在决定如何对付来自莫斯科的爆炸性事件作出反应时，还是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孙中山的遗孀也在那些要求继续进行统一战线的人员之列。最后，在7月15日，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排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驱逐俄国人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武汉，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举行了一个大会，在会议上另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新特使贝索·罗米纳泽依旧强行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却坚持共产党仍然应该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由于国民党的两翼都转而反对共产主义，这就增加了一种即使是斯大林也无法接受的不现实的因素，于是在9月，莫斯科最终下令中止了统一战线。

鲍罗廷的离去一直推迟到他的妻子最终获释。根据众多的记载，她把她的获释归因于一位来访的美国参议员的压力，或者是因为苏联大使贿赂了主审法官，这位法官也不可能没有发现她的共产党嫌疑，获释后她立即逃往日本。

1927年7月27日，在一次有茶和汽水的告别仪式后，汪精卫与其他高官前往武汉火车站为这位俄国人送行。与他同行的还有6个俄国人、外交部长尤金·陈的儿子们以及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避免在上海遭到逮捕的危险，他们进行了精疲力竭的陆上之旅，抵达由蒙古到莫斯科的铁路线。生病而又脾气暴躁的鲍罗廷指责道，就像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国民党“是一个马桶，不管你冲刷它多少遍，它依旧臭气冲天”。他于10月6日回到了家，距他首次与孙中山会面整整4年时间。

回国后即被软禁的鲍罗廷，接受了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负责的部分指责，后被任命为莫斯科的一家英文报纸的主编。他在斯大林的保护下度过了20年，后因被怀疑同情思想独立的外国共产党人而失势。在1949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后，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的监狱中。

鲍罗廷离开武汉仅4天，共产党人在江西省会南昌发动了起义。参加者有周恩来以及时任该市警察局长的未来红军总司令朱德。起义者在南昌的一个主要的饭店内设立了总部，这是一座四方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他们待在宽敞的卧室里，睡觉的地方与会客厅之间用装饰有彩色玻璃的屏风隔离开。这里的战斗颇为惨烈，但起义在一个星期之内便被镇压，起义的残部撤出城外并且成了红军的核心。尽管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南昌起义在今日中国仍然被当做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诞生的标志而被庆祝。

紧随鲍罗廷之后，加伦也踏上了离别之旅，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武汉火车站为其送行。路透社报道“他走了……既没有事先的宣布也没有赞扬”。这位将军依然觉得他可以经由上海离去，并在那里与欠了他很多的中国总司令告别。蒋记载道：“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销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蒋补充道，“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告别词。”

加伦这位在中国充分展示了才能的军事之星，回到苏联后受命指挥远东军队，并多次击败满洲军队的进攻。在获得列宁勋章后，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且晋升为元帅军衔。1937年，当斯大林转向军队的时候，他被提名为审判重要将军的特别法庭的成员——有报道称他被迫去监督行刑，但这并未能保护也成为大清洗对象的他自己的部队。加伦自己则被赦免去领导在远东的一次针对日本人的重大战役，他取得了胜利。然后，他奉召赴莫斯科，并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与其任学校教师的妻子和孩子们一同被捕。警察首领拉夫连迪·贝利亚主持了审讯，当这位元帅拒绝合作时，他遭受了酷刑。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