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南迁，组建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内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八年抗战中，联大师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断，蔚然屹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受联大精神的吸引，多次来华采访联大校友，进行竭泽而渔的资料收集，著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成为研究联大乃至近代中国大学校史的里程碑式著作。

联大的发展历程，和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大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卓越的一批教师。如文学院有陈寅恪、闻一多、钱穆、冯友兰，法商学院有罗隆基、钱端升、吴泽霖、费孝通、潘光旦，理学院有华罗庚、曾昭抡等。他们大多数游学英美，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都是所在领域的权威，在学术上占有不可撼动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教师和学者，还是在当时中国的言论界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中，都扮演着一种批评者的角色。他们立足学院，以报刊、杂志为媒介，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贡献自己的意见。他们扮演了一种自由民主的势力。尤其到抗战后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民盟的骨干，作为国共之间强有力的第三种力量，深刻影响其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联大还拥有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起步自己的学术研究，并达到相当的水准。此种水准，和他们在联大享受到的最充分的学术自由有关。在思想上，他们受联大教师的影响，多数在政治上拥护英美的自由，经济上倾向于苏联的平等。很多学生还积极投入到救国的活动中，很多人参军报国，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卓越的启蒙教育，以及开放的学术环境，使得战后中国的文化、科技人才皆出于联大。如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台湾知识分子的脊梁殷海光，政治学者邹谠等。据统计，建国之后，两院院士有近百人皆为西南联大校友。

最重要的无疑是学术风格。联大的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民主治校，兼容并包”。这种精神，源于联大师生向政治争自由，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气。但外部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国民政府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弱的独裁型统治，由于反对势力的存在和反对声音的强大，使得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终究有限。而且，统治者也具有一定的雅量，或多或少地对知识分子还是有所尊重。因此，在忌惮他们的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一线生路。

西南联大遇到的政治困境是，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中间阶层可以凭借，那么，当政治权力收紧的时候，他们就首当其冲成为政治打击的对象。联大的独立风骨虽然光辉耀眼，却如昙花一现，未能长久。易社强对这方面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不仅对联大的精神进行赞扬，也有为这种精神衰微的惋惜之情。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西南联大。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大甚至成为一种神话，一种不可企及、毫无瑕疵的存在。易社强作为最早研究联大历史的学者之一，也对这种联大神话的形成多有贡献。但易社强几乎完全阅览了所有的联大史料，未必不知道，联大也有不能胜任的教师，也有党棍式的学生，也有学生党派的勾心斗角，学生在联大生活中也不都是充满热爱，精神饱满，也会有空虚无聊的感受。不过，他知道，这在大方向上仍然无法对联大的精神构成撼动。联大所达到的各项标准，是一块检验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度的试金石。联大知识分子普遍的风骨和独立精神，始终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效仿的对象；联大这种自由民主的办学传统，对于今天的教育，始终有一种借鉴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