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歌后邓丽君，在华人圈可说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她在七八十年代的华人社会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家喜欢邓丽君，主要是喜欢听她那缠绵悱恻的“靡靡之音”，那些略带忧伤的歌曲让无数人为之迷醉倾倒，以为她是中国首唱此类歌曲的女艺人。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经开始流行这类“靡靡之音”了，而让这些歌曲走红大江南北的，是当时一位名叫刘采春的流行女歌手。

刘采春，与鱼玄机、薛涛、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

刘采春，是一位比较全面发展的专业文艺人士，就像现在演艺圈里影视歌三栖明星一样。她不仅能演能唱能跳，最难得的是还能写诗，可以称得上是创作型歌手，也是唐朝四大女诗人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位。

能写诗这点确实就不得了，说明人家刘采春不是有胸无脑的花瓶，而是一位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素质型歌星，比现在的那些连唐宋朝都分不清的雷人歌手，真不知要强到哪儿去了。现在某些歌星啊，真是叫人无语，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因为身份低微，刘采春的生卒年等个人情况一概不详。她的个人资料不仅正经史书毫无记载，地方志中也没见痕迹，但由于她与唐代大诗人元稹有过一段恋情，才在野史上留下了关于她的雪泥鸿爪般的一点记载。

关于刘采春的出生地，一说生于江阴，一说生于绍兴，但都跳不出江南一带。“江左宫商发越”，这是唐初魏徵主编的官修史书《隋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江南自古就是音乐艺术高度发达的地方。

在当时江南的流行歌曲界，刘采春比现在的超女还要火。按现在叫法，应是天后级的歌星，粉丝无数。刘采春粉丝团的成员，既有京城里的达官贵妇，也有苏杭的俚汉村妇。可谓不分老幼贫富，男女通吃。

唐代人说起刘采春，就像我们今天说起邓丽君。当年的邓丽君，“凡有华人处，即能哼邓曲”，而刘采春，就是唐代的邓丽君。

古代从事文艺职业的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为生计所迫的身不由己；二是家中有从事娱乐业的传统。刘采春就是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没有历史材料说明刘采春的家庭经济状况，但可以断定的是，刘采春是个苦孩子。古代戏子很受社会歧视，是下九流中的人，谁家儿女只要有一碗饭吃，是断然不会去当戏子的。

刘采春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入了文娱圈，长大后嫁的老公也是圈内人。她的丈夫周季崇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戏曲演员，用传统的术语叫“伶工”。周季崇擅长演“参军戏”，大伯哥周继南也是当时有名的参军戏演员。

所谓“参军戏”，最早始于南北朝后赵的石勒时期。内容就是：一个优人穿上官服，扮作参军（级别不太高的官员），后来这个参军贪污犯罪，被别的优伶扮演的角色从旁戏弄，“参军戏”由此得名。

最早的“参军戏”内容以滑稽调笑为主。一般是两个角色，被戏弄的主角是参军，戏弄参军的人叫苍鹘，两人的表演有点像今天的对口相声。

早期的参军戏内容贫乏，结构简单，影响力还不是很大。到了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生动复杂了，除男角色外，还有女角色出场，这样，就给整个演出添加了亮色。刘采春就是当时“参军戏”中红极一时的女主角。

结婚后的刘采春，与周家兄弟一起组成了“家庭戏曲班”，一家嫡亲的三人经常四处走穴演出，名声越来越大，最后达到江南地区无人不知的地步。刘采春不但会演戏，还天生一副好嗓子，用文人话说就是“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可以说是一位实力派歌手。

刘采春的戏班子，没有任何平面的立体的传媒宣传，没有大幅的海报画册，更没有人给他们包装炒作。仅仅凭着一场场的巡回演出，刘采春就能红遍大半个中国，岂不是现代自封或他封的流行天后们的祖奶奶吗？并且人家刘采春是货真价实的流行天后，绝对没有假唱的行为出现。

周家兄弟的这个戏班子，在每次演出将要结束时，压轴节目都是刘采春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组歌曲。这时候，也往往是观众的情绪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不仅是修养不深的市井百姓，连平时正襟危坐的士大夫，听了后都如醉如痴，有的甚至还泪流满面，那场面是相当的感人！

那刘采春到底唱的什么歌，这么煽情呢？它的名字就叫《望夫歌》，这是刘采春逢场必唱的代表作，相当于她的保留歌曲。《望夫歌》让刘采春大红大紫，也让她拥有了众多坚定不移的铁杆粉丝。

这《望夫歌》是组曲，共六首。唱的都是以思夫为内容的歌曲，光听这名字，就能让人愁肠百断，泪如水流。

《望夫歌》也称《啰唝曲》。“啰唝”相当于“来罗”，是江南地区的方言，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所以元稹在《赠刘采春》一诗中说她“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那时，刘采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

江南的商业一向非常发达，它有不少城市是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也是国内商业贸易中心。唐代开始，已有大量的商人长期远行在外，进行各种贸易活动，这给家庭带来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男人要养家挣钱就不能安守田园，他们必须得“经岁又经年”地奔波于四方，有家而不能归，过着孤独的漂泊生活。另外，安全也是他们家人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古钱能招盗，商海风险不测。

而另一方面，这些商人们的妻子年纪轻轻便被抛弃在家中，既要赡养老人，又要养育、教导儿女，还要操持各种家务，其中的甘苦、艰辛外人可以看到，而内心的孤独、寂寥，又有谁知？

她们既为老公的生意好坏、安全健康担心，还要担忧他们身边另有别的女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下面，我们来看一首出于商人妇之口的小诗，作者是郭绍兰，年代也是唐代。郭绍兰是长安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她的丈夫任宗到湖南去经商，数年不归，音信全无。

郭绍兰对丈夫思念不已，但也不知道任宗身在何处。失望之中，她写了一首诗系在燕子的足上。或许是她的真心感动了上苍，这只燕子忽然就落在正在荆州的任宗肩上，他惊奇地打开信一看，原来是这么一首诗，名字叫《寄夫》：

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

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

明代的钟惺《名媛诗归》中曾评论郭绍兰的这首诗说：“本不成诗，以其事之可传耳。”意思是说郭绍兰这首诗的艺术水平并不怎么样，只是因为事情比较奇特而得以流传罢了。

实话说，钟惺的评价是很客观的。郭绍兰的这首小诗在艺术上确实没什么过人之处，语言平白如话，全是平铺直叙。但这并不代表这首诗就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极其重要认识价值，因为它代表了众多商人妇的心声。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