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是最能说明中共当时是怎样定义“革命高潮”的了。广州暴动是全盘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方式组织的一次城市暴动，由苏联人提供金钱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并且由俄国派来的专家直接在幕后指挥。它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派系内讧，在守城的部队大批被调离之际，成功地占领了广州，并马上公开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但不过转瞬之间，起义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让回师的国民党军队给打败了，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或被卷入到这场事件中来的普通人死于非命。
广州是中共长期经营的重要城市。广州尚且如此，在其他城市，中共的力量比广州又差很远，自然更没有暴动成功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武装暴动，其实只能是上山下乡，落草寄身，在更落后更广大更偏远的农村去寻找它的落脚点。但由此也产生了中国革命草莽化的一系列新悖论：一个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一个不在现代文明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现代革命运动，一个以在偏远农村开展的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受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以推翻自己国家政权为目标的世界革命力量……这一切问题发生，一切成败得失，都在这不经不典中。
托洛茨基的参照系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他明确认定国共分裂后不存在革命形势，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趋于稳定，中共应停止武装暴动，采取合法运动，引导群众争取民主自由，重新进入政治生活。待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再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
托洛茨基的主张得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等的赞同。斯大林整肃了托洛茨基派，在苏共中正式形成了一言堂制度，也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权威地位。陈独秀和一批观点相同的人被打成“托陈取消派”，开除出党。这批人中并不乏理想信念之士，不乏牺牲精神和活动能力，但没有了莫斯科的经费支持，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已难再有作为。莫斯科对中共组织生存的重要性，可从中国托派的情况得到一个反证。
这一时期，苏联国家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质上和逻辑上都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与其他党内反对派的理论相比，斯大林的“一国”主张，无疑更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接受。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开始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逐渐脱离了世界革命的轨道。共产国际开始由世界革命指挥中心转变为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根据苏共领导人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国际六大明确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严重危机”和“局部稳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战争和革命的时期”，最终将“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因此，它公开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任务，强调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祖国”，苏联的利益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所有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也就是中共党人必须的立场。
这个从列宁“帝国主义论”推演出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当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治局势并不合拍。但是，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的一场经济大危机，似乎又再次唤起了世界革命的希望，推动中共党人继续向左转。1929年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中东路事件，1930年中共党内“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1929年，张学良和东北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与苏联发生激烈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根据莫斯科的口径，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不去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损害本国利益以帮助敌国，这是中国民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陈独秀当时批判中共的左倾路线是：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
1930年中共出现的“立三路线”，则可以看作是中共党人接受“第三时期”理论，企图在推进世界革命中崭露头角的一次冒险行动。李立三们把蒋冯阎的军阀中原混战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契机，认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主要不是主观力量的具备，而是取决于客观形势。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因此，他们制定了夺取中心城市，全国总暴动，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以“掀起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推动世界革命总爆发，还要求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为响应中国革命流血牺牲。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斯大林愤怒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代之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新的中央机构。
立三路线结束后，莫斯科转而推动中共重视军队和根据地问题，客观上也是因为城市对共产革命的排斥，革命动员非常困难。随着国民党政府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中共党内“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首脑机关在城市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来到本来是作为革命辅助力量的农村根据地了。
王明、博古为首的海归派领导人，一无经验，二无资历，其权力的法理基础来自莫斯科，所以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海归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和红军游击战争更加隔膜，习惯于从书本和莫斯科那里找到答案，乐于制造种种革命高潮到来的虚幻景象，并把自己也蒙蔽其中。他们不明白，毛泽东也好，其他草莽出身的共产党人也好，所以能经营下来一片根据地，恰恰是不能完全采取索求无及的苏维埃政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全盘苏化”到达了最高水准。而“苏化”得最为完全，失败得也最彻底。《“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通过大量史实说明，这个失败绝不仅仅是海归派的失败，而是整个苏式革命的失败。理由如下：
首先是背离了中国民族革命目标的严重外化。中国苏维埃革命是来自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理由，相比国民革命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从来是应者无多。“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风潮高涨，各阶层人士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本是给困兽犹斗的共产革命一个调整策略的转机。但中共自己是不可能从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中自拔出来的，仍是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把抗日作为夺取政权的策略口号。所以，中共仍然拒绝与其他反蒋抗日势力合作，排斥中间势力，坚持抗日必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在瑞金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基于苏联十月革命推翻本国政府的观念，把外敌入侵当作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这就严重脱离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反给人以捣乱后方的口实。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南方腹地的江西苏区宣布对日宣战，不可能博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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