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从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其逻辑前提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学理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用这个理论来观察世界形势，当然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从中共与莫斯科长期的附庸关系上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却是中共开始独立判断战后世界局势的标志。它巧妙地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保卫苏联阵营的目标联系起来，提高了中国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地位，表现出了中共明确的主体意识，对莫斯科的指令可以择善而从，不再是“孔步亦步，孔趋亦趋”了。
作者借用“中间地带”的概念，则是另有深意的。中国是典型的传统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离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却在苏俄输出革命的刺激下，发生了一场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乃至人类命运的共产革命。这里面会有什么道理呢？
问题当然要从“帝国主义”说起。在政治学中，“帝国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是与扩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国家的欺辱，就是这种向落后国家扩张的帝国主义。
列宁赋予了帝国主义新的定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寄生的和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所以是战争的根源，“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在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不竭余力地推进世界革命，期望这个处于垂死和腐朽阶段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迅速崩溃，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类新纪元。为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成立了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按照苏联的暴力革命经验，组织和推动各国激进的革命党人进行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立“世界苏维埃”。
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向资本主义欧洲各国输出的暴力革命，没有得到具有浓厚的民主传统的欧洲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挫败。对此，这些致力于推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收买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模糊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丧失了革命动力。既然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对维持帝国主义的生命起到了输血作用，那么，在列宁们的头脑中，支持这些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切断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正式确立了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的方针，以求改变苏俄在国际社会中形单影只的孤立态势。随后，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苏俄在中国推动的反帝运动并非一呼百应。从国际上看：在美国推动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以《九国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期望中国“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稳定的政府”。巴黎和会留下的中日山东悬案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条约，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均势下的保障”。国人对此举是抱有好感的。反倒是苏俄在中国外蒙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做法，让国人感到了来自北方赤色帝国的侵略意图。事实上，早在苏俄1919年对华宣言中，在谴责沙皇从中国攫取领土时，又主张由这些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归属，已是为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1921年又公然出兵蒙古。
从国内情况看：虽然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的局面依然如旧，力弱者主张“联省自治”，力强者主张武力统一，兵戈互兴，但各方各派力量大体比较均衡。如果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作为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未必不是催生民主政治格局的条件。再者，对一般中国人来讲，并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知识界更认为是不知所云。如胡适就写文章，对每个军阀后面都有一个帝国主义的革命宣传颇有微词，讥讽为海外奇谈。对于苏俄革命，人们也普遍持不屑的态度。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者，也认为这不过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而已。
苏俄和共产国际1920年派代表维经斯基等人赴华宣传俄国革命，通过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这是俄共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和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彻底改造社会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一时是应者寥寥。尽管有来自苏俄的经费支持，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依靠这么点人马来推行苏式革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侈谈。所以，早期中共党人俱是把中国革命的成功希望寄托在苏俄身上。
苏俄在东方战略的最大成功，是在联络吴佩孚、陈炯明等人不果之后，最后与号称拥有10多万党员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结成了联盟。孙中山有以革命领袖自居的资望，有强烈的要统一中国的意愿，深信“中国统一必借外力”。他为寻求国际援助，不惜使用各种策略手段，还与日人订立了有损国权的《中日盟约》，允诺出让满蒙利益，但总是四处碰壁，成功无期。孙中山并不看好苏俄的制度和政策，与苏俄的结盟，只是在政治上一再受挫后，为了取得苏俄军事援助，冒险采用的策略手段。可以说是四处碰壁后的“逼上梁山”之路。所以他在联合宣言中，坚持要苏方承认中国不实行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而苏俄只要能在中国掀起反帝运动，也并不在意这个结盟条件。可见，这个联盟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国际的革命独行侠和一个国内的革命独行侠的联盟。两者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利害关系，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
列宁主义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中国很快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这一方面是苏俄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得天独厚的介入条件及其实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有其生长的政治社会土壤。苏俄的强力介入，在中国造就了两个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政治实体，一是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建立了中共，一是孙中山效法俄共改造了国民党。
中共无疑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直接产物，最初生长不能不依赖于俄国人的扶持。既便桀骜不驯如陈独秀者，也是主张“一切均借俄助”。道理很简单，没有俄国人提供经费，中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且中共成员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惯于纸上谈兵，并不懂实际的革命运动。即使书斋中的革命，也是很不到位的，充满着向往的热情，缺乏对比、分析的研究功夫。所以，中共的早期活动，从宣传纲领到行动方案，都是在俄国人的指导下。在俄国人的撮合下，中共借壳国民党，几年时间就从百多人的小组织发展为六万余众的全国性政党。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中共不仅接受了苏俄提供的金钱支持，并且学会了一整套革命话语概念和组织动员民众的技术。所以，在国共分裂后，中共还能够开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革命。当然，这也是在“俄助”下才能进行的革命（该书作者曾做过“俄助”财政的专题研究。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