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造光绪元宝

　　在广州建设大马路3号，有一块6.7万平方米，绿树成荫，有小桥流水的读书之地———广东省委党校和广东行政学院，每年广东各地的干部到这儿学习，进修。而一百多年前，这儿却是我国最先使用机器大规模制造产品的地方，其产品就是———货币。广东造币厂，是广东境内最大一家机械化工厂，也是广东最多钱的地方。

　　广东造币厂，起初叫“广东钱局”，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投入生产，铸的是铜钱。民国前期，广东造币厂大多时间归省管，以铸双毫银币为多，时停时铸至1929年。南京政府其间，该厂属于中央造币厂管理，抗战胜利后，厂址由兵工署第八零工厂借用。在它存在的42年中，制造过大批银、铜、镍币流传社会，其中贰毫银币，流传到全国，在上海，“广东双毫”都是有极具重要地位的辅币。而且，这种双毫在香港澳门都长期使用。但后来广东当局视造币为生财之道，不断降低成色，还铸造劣币，使这家造币厂信誉不断降低。

　　张之洞想在广东造钱币,资金都是承办“闱姓”的商人所缴纳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看到市面上流行的货币杂乱，有西班牙银洋、墨西哥银元，还有美国一种不在他们国内发行，专供远东海外使用的美国银元，大量流行在我国沿海地区。为挽回利权，张之洞决定购买机器，自己制造。制造银币是大工程，中央政府不能批准，正考虑如何解困时，传来各地又缺铜钱的消息。原先，中央政府已经委托福建造船厂、北洋机器局制作铜钱，而他们也要求过铸造银币，可光绪朱批：“铸造银币，事关创始，尚需详慎筹划，未便率尔兴办，着听候谕旨施行。”换句话说，不准！只能铸造铜钱。可是这时经济发展，铜钱不够用，怎么办？

　　张之洞当时讲洋务，他在两广搞钢铁、枪炮、纺织等，所需要的资金都是承办“闱姓”的商人所缴纳的。所谓“闱姓”，是早期彩票之一，有的分上下两联，上联印应试者的名字，下联印彩票的编号，在会试前夕定价出售。每年张之洞可以从“闱姓”商人那里得到460万两银。于是上奏购买机器时，把广东的资金来源也一起上报。其实，他耍了小花招，因为资金还不够，于是向忠信堂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多交80万。这时候，清廷向下控制的力量已经大大减弱，对张之洞这样的大吏，更是无法控制，于是下了一道申诫：“近叠阅张之洞奏报，于添置机器等事，未经奏明，辄先向洋商订立合同，如前购铸钱、机器等均需巨款，皆于协办之后，始行入奏，殊属非是。嗣后均著先行陈请。后旨先行，不得未经奏请之先，率行举办。”虽说下不为例，但这笔钱购买机器已经畅通无阻，张之洞成功迈出第一步。

　　造币机器，张之洞想好了。张之洞奏准购办机器试制制钱、银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调查了英国造币机器价格、购置手续和造币技术，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购置了82亩土地作为厂址，从英国引进全套机器设备，请清廷派驻英国的钦差大臣刘瑞芬，向英国伯明翰市希顿厂订购的，全部资金约315000余两，计有锅炉、引擎、电灯、抽水、碾片、椿饼、印花等机器二百余部，但是修理机器和制作印花的工作母机，就有16尺车床，12尺刨床，六尺钻床、锐床多部，还要设别蒸汽锤，光是这几件家伙，就比广东有机器那些厂家强得多。光绪初年，广东当局从外国购买黄埔船坞，才花八万元，与这个相比差太远。广东钱局就此建立起来了。该局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币厂，所建厂房长200米，宽129米，内分银铜二厂。全局备有熔化炉72座，安装铸币机90台，计划日产各种钱币二百六十万枚。

　　造币厂建好后，正门在大东门外黄华塘乡（省委党校旧大门）。城墙未拆之时，出入必须通过东门外北横街，厂区贴近东濠涌。经疏浚后，大船可经东濠一直到厂大门，从挖好引注小北山泉备供吸水用的大塘斜坡上下，颇形便利。

　　厂的规模非常大。大小建筑达几十座，全市最高的烟囱就在这里，足有几十米高。建厂包括疏通东濠涌，又花费白银14万6千两。这笔花费对当时广东来说，是一笔大开销。比全国重点的福建造船厂、北洋机器制造局等不相上下。

　　整个厂的流程是这样的：先由较准处，也就是配料室，按照预定成色配好物料，交熔炼处用石墨煤锅炼铸成块，再交辗片处热轧成料片，在送椿饼处冲压毛坯，在交烘洗处用酸液洗油污，最后交印花处用机模压成花纹。建厂初期，造币厂曾经有外国雇员4人指导安装，教授机器的使用，几年后全部由中国人担当。与五仙门发电厂不同，他们一直使用外国雇员，而造币厂虽然不能说是广东第一代工人，但起码可以说，广东许多现代化技工都是造币厂培养出来的。

　　张之洞调到湖北，忘不了广东的造币厂，可新任的两广总督却不买账

　　光绪十五年4月，造币厂终于安装完毕开工。这次开工是机器制作铜钱，与手工时代之造铜钱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清代时把铜钱的制作视为“要政”，也是国家大事，为此设立了京内户部和工部，其中设有宝源、宝泉局，各地多设有炉鼓铸，全盛时期每年用铜一千多万斤，全部由云南省供应。但后来云南起义，铜矿停顿，滇铜来源短缺，铜价飞涨，远超铜钱价值，故多销毁渔利。清廷在光绪十一、十二年准备让福建造船厂和北洋机器厂用机器铸钱，结果成本都难以收回。后来稍微好些，闽浙总督杨昌浚在光绪十二年禀报：“福建试行机器铸钱，尚可勉为成本”，但每个钱重量原为一钱，先改为八分五厘，还未算工本费，若亏都要两家厂负责。于是，下令停铸。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光绪十四年8月奏称：“机器铸钱，每铸一千文需用工本二千二百三十余文，使用机器铸造金银币，尚甚合算。如铸造面值极小之铜钱，为费太巨，反不如仍用土法灌模，每千文仅须赔贴三百余文，可以节省靡费，请求停止，机器移作别用。”

　　总之，把铸造铜钱的重任交给广东，清廷也是属于无奈之举。而张之洞却雄心勃勃，立刻开始试制。光绪十五年8月，他给中央奏称，按照全部机器，一天可制成二千六百缗（“缗”读“民”，穿铜钱的绳子，每缗一千枚）。因开办之初，人器不相习，马力空费，日载至奏报时，仅能日造五百缗，每月仍需赔贴数百两。如能达到每日千缗，可勉维持，超过二千缗则有赢无绌。

　　但这时进口的铜是日本铜，比云南的便宜一半。开始想在日本订的时候，一百斤十一两银子，后来涨到十五两，已经肯定亏的了。但张之洞考虑这是机器铸钱，开全国之先河，做好了有政治资本，因此一直坚持。其实他还想，将来允许铸银的话，那就包赚不亏了。

　　张之洞后来调走了，来接他的两广总督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广东人称他为“李大荷包”，对办实业不感兴趣，所以张之洞准备搞的铜铁、枪炮、纺织厂都奏请停办，对已在外国订购的机器，如未付款要设法付给，以免日后发生争执。但机器买回来又不打算使用的可以先行封存。后来外国炼钢铁的设备回来后，都给张之洞运回湖北，成为后来的汉阳钢铁厂（武钢的前身），枪炮设备也到湖北做汉阳兵工厂，织布的设备到湖北建起湖北织布局，这几项在广东长期成为空白点。

　　对造币厂，李瀚章便把一钱重的铜钱，改为八分减轻成本。张之洞非常不高兴，从湖北写信给他，问这样做有什么依据？但李瀚章减了重量还是赔本，干脆下令停铸。

　　接任的岑春煊见广东钱荒严重，筹了一笔资金，重新再铸，这回他把铜重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仍然蚀本。只得放弃。从此，广东再不铸造铜钱。

　　铸铜钱是亏本生意，但铸银钱却有利可图。本来，开这个厂就是为了铸银钱的。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借口英商汇丰银行存有外国银条，拟造银元，送报告到中央：“如在香港制造，购机设厂，所费不赀。如从外国运来，道远费重。省港近在咫尺，闻粤省欲铸银元，故请求代铸前来。”清廷经过考虑，批准了这个请求，但遗憾的是张之洞这时调到湖北去当湖广总督了。

　　李瀚章在张之洞走时向他保证，“闱姓”每年捐来的钱，移到湖北纺织厂用，另外80万元作为广东投资。但李瀚章对造币厂的态度就不一样，他知道铸银的利润大，卡得很紧。张之洞曾上奏清廷，要求广东铸银得让利润中拨50万两给湖北铁厂急用，李瀚章却回复朝廷：“历来铸银，虽稍有余款，而海防募勇,所需尤巨，实无可以拨鄂省之款。”所以，后来张之洞也想法在湖北搞了一个规模较小的造币厂。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铜铅价格高涨，制钱停铸多年，流通量缺少，不足值的香港铜仙大量流入广东。广东钱局于是年六月以粤省地邻港澳，商民习用外洋铜仙为由，仿香港铜仙造“光绪元宝 每百枚当一圆”铜元，背面英文面值同港仙一样为ONE CENT(一仙)。这是我国铸造铜元的开始。由于铸造铜元获利颇丰，由此各省纷纷设厂仿铸，以谋大利。

　　后因设厂太多，清廷立即下令禁止，只许广东、湖北、天津、南京四个地方制造，但执行也不够彻底，这是后话。

　　清代铸银较认真，一元含银九成，二元含银八二成，成为“良币”。民国时开始走样

　　光绪十六年开始，铸造厂开始铸造银币。按造币厂最后一道工序———刻花纹计算银币数量，每日可生产8万多元。但事实上开工并非做足，而是时开工时停工，最多一天也不会超过5万。如铸造含银九成的银元，无甚利获。但铸造二毫银币，照足八二成色，则每千元可获利40元。如果稍微降低成色，则获利更丰。到民国期间，按外汇的增减，银物料的价格变动，则造1000元可获利80元甚至更多。

　　因为铸小面额的银币油水不多，广东造币厂专门造双毫银币，香港转铸一毫银币。清朝末年，因为双毫流入香港太多，要求清廷禁止广东再铸。这个要求干涉中国内政，造到清廷拒绝。后来香港施行新的货币政策，干脆禁止双毫入境。

　　一毫银币是香港制造，有英文字母，开始设计围绕在光绪年号之上，有乖体制，后改为在背面蟠龙之上，称为“龙银”。清代铸银比较认真，一元币含银九成，二元币含银八二成，这些得到严格执行，成为“良币”。到民国时期开始走样，除一元还可以保持外，二元含银不断降低，所以内行人称之为“重毫”和“轻毫”，银业商人专门雇人在市面上挑重毫，称之为“捉银虱”。如台湾银汇丰银行等，都雇几十人做这件事，把那些重毫拿回去改铸新币，大发其财。而市面上“重毫”绝迹。

　　光绪二十六年，外国铜钱流入，中国银币降价。造币厂也开始按外国款式仿造面值为10铜钱的铜币，因款式新颖，价值升高。本来国家规定1银元换100铜钱，但这时才换八九十。造币厂见有利可图，大量铸造。外省见广东如此，也纷纷仿效。于是，铜钱泛滥，不仅无法推出，反而被外省造的流入，广东造币厂降低含铜量，企图竞争，价格一降再降，穷人受害极大。到民国时期，铜料来源没有保证，部分利用旧铜炮，旧铜线、铜元等，造出来的铜币质量更差。唯一例外的是，民初“开国纪念币”，图样上交叉旗穗带结成球形一种（当时被称为“电灯胆”），传说用古铜炮制成，质量堪忧，一般人要用三枚才能换上一枚。铜钱价值最低时，外国人看准了时机，大量收购市面铜币。上世纪30年代，有外国人装上几百袋，坐省港轮企图运香港，结果被发现，禁止出口。外国人把铜钱运回沙面，借助军舰把钱运走了。

　　工人是“开工忙死，停工饿死”，铸钱经营者赚多少没人知道

　　造币厂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为10元，但如果加班或有特殊任务时会增加，最高的时候可以增加一倍。这种收入应该算不错的，被称为银饭碗。但并非时时有工开，到没有工开的时候得另想办法，所以“开工忙死，停工饿死”是这个行业的哀叹。此外，工人的福利没有保证，还要不断给当头的送礼。有个在芳草街和豪贤街转角处的印花工人，外号“生果地”的说，自己在造币厂停工时才来这儿摆卖水果，因为开工少，收入的钱部分送人，结婚的债仍未还清。

　　全厂的设备没有安全装置，动力飞轮、地轴、天车皮带等，都贮存着危险，熔炼处工人穿木屐上班，地上的强酸很容易灼伤脚。因为地上的垃圾可能有银屑落入，禁止工人清扫，致垃圾、废液、杂物满布。工人没有手套、工作服、加上疲劳过度，事故经常发生。如有重伤立即送公共医院（中大医院前身）急救，曾有一位工人手掌被机器轧至断裂，场面恐怖。因为厂医并非时时到厂，他们无非也是兼职，靠临时工厂急救药。厂里有巡查处，负责安排这类事，万一死了人，随便给点掩埋费就了事。

　　广东造币厂建立以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只有固定资产，没有流动资金。每次要造币，必须东挪西借，盈利是随时提取，瓜分净尽。旧桂系盘踞广东末期，安南归侨刘季焯、刘焕兄弟，想来包铸钱经营权，于是通过云南军阀唐继尧驻粤的代表赵藩及六榕寺和尚铁禅去疏通，结果成功。他先缴了60万军饷，说好盈利三七分，以后，就联络银行业巨头邹殿邦，商团头目陈廉伯之弟陈廉仲等充任总办、会办等职务。结果经营一段后，赚多少没人知道，但再度上缴军饷和上缴赢利。

　　以后这类闹剧也陆续发生，一直到造币厂结束。1890年至1917年该厂主要币种产量为一元银币24644943枚，二角银币938989400枚，当十铜1237794375枚。顺便一提，截止到2011年2月中旬，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价格一般为2500元一枚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