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

1775年12月一个月夜，巴黎街头，医生马奈特被一辆马车拦停，他被厄弗里蒙侯爵兄弟强迫出诊。因为见证这对贵族兄弟淫邪杀人的罪行，他写信举报，不幸举报信落到侯爵兄弟手中。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他的夫人多方打听其下落，却杳无音讯，2年之后抑郁而死。

原来，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监狱，被关了整整18年，后来，因为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他才获释出狱。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情节；而这种秘密逮捕制度，就是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密札”制度（Lettredecachet，直译为附有印章的信，也译成“空白逮捕令”）。

这个制度来源于罗马法里“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极端的封建专制。“朕即国家”意味着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臣民可不经过必要的审判制度，就直接予以处罚。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更加危险的是，路易十四经常将密札作为赏赐，赠与自己亲信；只签国王名字，却下被捕人名字的空白，赋予了贵族随意逮捕别人的权力。

贵族们也利用“密札”做一些法律不方便做的事。比如著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荒淫无耻，连做修女的小姨子都不放过，严重辱没家族。他的那个有背景的丈母娘，就弄来“密札”把他投进了监狱，之后又转到了著名的巴士底狱。后来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时，萨德就在里面。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也是“密札逮捕”制度的受害者。

总之，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且大批的贵族毅然参与到革命当中，因为在这个制度中，谁都没有安全感。

大革命中，密札逮捕制度被制宪会议所废除，法国于1791年制订第一部《宪法》，意在严防国家滥用权力，第7、9、12、16条都涉及到限制逮捕。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否则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16条规定：即使在法律准许逮捕的情况下，将公民带至、接受或者拘留于非公开合法指定为拘留所之处者，以擅自拘留论罪。这成为现代刑事制度中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

在英国，逐步废除“普通搜捕令”（gen-eralwarranty），建立现代逮捕制度，稍早于法国。虽然，当年英国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也有《人身保护法》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刑事搜捕制度，还部分延续着中世纪的野蛮。事情在1763年，因为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案有了变化。威尔克斯是英国的议员，办了《苏格兰人》报批评政府，把25岁的年轻国王惹恼了。大臣哈利法克斯按当时的习惯，写了一纸“普通搜捕令”：叫御差去逮捕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请注意，这个“搜捕令”并没有明确逮捕的人名，这就等于给了御差随意抓人的权力。此前，大臣签署的这种无人名的“普通搜捕令”，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这次英国人不再忍受了，法律界一致认定“普通搜捕令”违法；之前因为诽谤政府被御差抓过的印刷商，也提起一系列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普通搜捕令制度违法。这就敲响了野蛮、随意逮捕公民制度的丧钟。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将该案作为影响英国历史的案件写入了《法律的界碑》一书。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现代逮捕制度上殊途同归：一是强调逮捕制度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对逮捕程序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只有逮捕制度，没有由警方自己决定抓人的刑事拘留；原则上，警察抓人，要先向司法官申请逮捕令，逮捕令上写明逮捕对象的名字、涉嫌罪名，绝对不允许用空白逮捕令抓人；只有对现行犯，或者行迹明鲜可疑者，可先予以逮捕，是谓“无证逮捕”，是一种例外情况。并且，由于刑案中要保障当事人的受辩护权，甚至规定警察讯问时，要保障律师的“在场权”，所以电影里有台词“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以上种种根本上杜绝了“秘密抓捕”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的历史也走过弯路。比如，纳粹德国于1933年开始执行“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个“保护”就是“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那个“卫”———抓捕、拘禁公民，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法院也无权守问。事实上，纳粹德国除把法院系统纳粹化，还在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盖世太保的政治警察制度，形成了双司法系统，便于其实施法西斯统治。

1933年，时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称：可以以行政命令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民党党员搞“保护性拘留”。当年，大约有2.7万人被长期或短期移送“保护性拘留”。监禁的场所，并不是普通监狱，而是由党卫军（早期冲锋队也参与）管理的集中营。事实上，集中营中关押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犹太人，还有就是“保护性拘留”者、同性恋、酗酒者等等。这种秘密抓捕、法外施刑的制度，连当年纳粹的司法部长居特纳也看不过去，在1934年向希特勒提出要关掉集中营。希特勒回答说：“为时尚早。”纳粹德国的非法拘捕制度的最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