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德治传统之下，脊梁无非形容道德完美，于是脊梁争议实际可以转化为一个悖论：以道德为依归的脊梁评议，往往会堕为危险的不道德和伪道德。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从最早的德才兼备高标逐渐回归务实，颇能说明问题。传统选举制度，大而言之，无非三类：一是地方推荐，二是朝廷征召，三是科举考试。地方推荐，即“乡举里选”，这是从汉朝兴起的。某人如果在家乡卓有声誉，地方官员就可以把他推荐到中央政府;朝廷征召，就是政府因于某时段对人才有特殊的要求，便专门下诏征求;后世熟知的科考则以唐代为发端，这是一种自由竞选的办法。 


    选举制度为什么会从乡举里选过渡到主要由科考成绩来决定?实为形势所逼。一望即知，乡举里选中的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推荐甲而非乙，往往决定于官员一己之私心，而且因为没有固定的、可操作性强的硬性标准，特别是在道德评判中更容易弄虚作假。乡举里选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当时即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秀廉”，这是专门为道德模范准备的晋升之路，可是中选者往往是与父亲分家的不孝之子，按照传统伦理，实乃忤逆。举孝廉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 


    因为缺乏可靠的民意监督机制，垄断权力操控出来的道德模范注定是靠不住的。可惜历代帝王们，因为各自藏着培育顺民、供我驱驰的小九九，企图通过大树道德模范而诱民入彀，其结果也便可想而知了。 


    清朝的雍正皇帝虽然因为夺嫡疑云而难免民间议论，而且酷嗜对大臣使用特务手段，但却偏偏喜欢高谈道德。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据雍正朝的《实录》记载，1727年(雍正五年)，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的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精神实在可嘉，真乃国之脊梁啊，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于八旗中宣传此事。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事迹并且得到皇帝嘉奖的先河。 


    第二年，那个被二月河小说写出了名的河南总督田文镜上奏皇帝，说是他治下的河南一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了170两银子不仅如数交还，而且不受失主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既给农民赏银，还赐了个七品顶戴，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各界学习效仿。仅仅一个月，田大人报告在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龙颜大悦……好家伙，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联翩而至，“道德卫星”比赛式地一个接着一个放了出来。“好人”也不再局限于底层夫役，而遍布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好事”也愈变愈奇…… 


    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有停放过。乾隆继位，却远不像他老子对“道德卫星”如此痴迷了，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情上奏。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既可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还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何乐而不为?而且天知道这上交的“遗金”的真正的主人是谁呢? 


    史家分析，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实照我看，素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其盘算。争放“道德卫星”事件中存在三方利益博弈，不可不察。雍正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又为什么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眼开眼闭?路不拾遗向来被视为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本朝此类佳话层出不穷，不正好证明雍正天纵圣明?而对官员来说，既然圣上好这口儿，我们何妨多多益善，拍拍马屁让他高兴高兴呢?同时还可以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也算政绩一种吧。至于那些拾金不昧者，排除其中的道德君子，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政府嘉奖的实惠而来的。 


    底层人民中间原本具有拾金不昧之类美好传统，那是老百姓淳朴的自发行为，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什么回报，这是真正的善行。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考量要对此进行诱导时，整个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雍正王朝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拾金不昧者给予名利实惠，不仅起到了诱使定力不够的人做假骗取各种利益的作用，而且在那些淳朴的人看来，这也是对自己善行的一种污辱，为了避免被别人认为是欺世盗名，下一次他们碰到路上的“遗金”，只怕要考虑应不应该拾起它并上交官府了。看似褒奖君子和善行，实质却败坏了民风，这个结果似在意外实在意中。 


    “道德卫星”损害道德，最终可能导致一个社会在道德高标喊得震天响的表象之下，其实际水准的空前倒退。其中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