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闽南人能异军突起，优先于其他各省份，首先掌握铸造红夷大炮技术，并在宁远之战胜努尔哈赤？
从地理位置上看，泉州刺桐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中部，与台湾海峡相交通。自元代起，刺桐港的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逐渐达到鼎盛。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追剿海贼林凤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其时，西班牙人初占菲岛，物资供应颇赖每年来航的中国商船，而所载去的货物当中，除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火药和铁弹等军备物资，以及制造铜炮和弹药的原料。其时，马尼拉的闽南人也一直维持在数千至三、四万之多，频繁的交往为“吕宋大铜炮”铸法传华提供了绝佳条件。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岁的“吕宋惨案”发生之后，死里逃生的马尼拉闽南人亲眼目睹了钢铁、文明与技术的厉害，它们比大刀、长矛更占优势。他们明白只有学西人之长技，才能有效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发生。闽南人不仅学习西班牙人铸造火炮的工艺流程，还将中国先进的熔铁工艺与西人的铸铜技术相融合，巧妙地利用铜的熔点(1083℃)远低于铁牗1538℃牘的物理性质，在“铁胎”(炮管)浇注冷却以后，再用泥模或石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透过“铁胎”外铜壁凝固时的收缩力，加强炮体抗压强度，铸造出数千斤重铜铁炮管的新式红夷大炮。这种新式红夷大炮告别了中国传统火炮的“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不迅不直”和“微弱的炮口初速”时代，成为“无敌天下之神物！”不仅如此，这些闽南人还偷偷学得西班牙人使用火炮的技术，从大炮的测距、瞄准、调整仰角，装填火药至最后的发射要领，并代代相传。
战争是武器的威力与作用的历史见证人。萨尔浒之战惨败的七年之后，宁远大战在即。由闽南人铸造的十一门红夷大炮被安放在城外演武场中。“火器把总”彭簪古与孙元化在京城受过严格训练，对这批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与作用心中有数。他们认为可以“凭坚城，用大炮。”以罗立为首的二十六位闽南炮兵支持彭簪古的战术主张。守将袁崇焕认为这十一门红夷大炮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是击杀快速密集骑兵的先进武器，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他下令，火速将城外十一门大炮运入城内，架设在东、西、南、北四个城头。同时命令彭簪古负责指挥东、北方向炮群；罗立负责指挥西、南二面大炮，彼此相互援应。
战争的结果，由罗立操射的那尊“三千斤重”的红夷大炮，击毙努尔哈赤的侄儿和爱将火狐狸，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罗立发炮打中黄龙幕帐致重伤而亡！
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明熹宗圣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之，深足为封疆吐气！”天启六年三月，立首功的红夷大炮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彭簪古因指挥作战有功，获加都督职衔，而操管该炮的闽卒罗立被提升为“把总”。
天启六年四月，礼部更奉旨差官拜祭宁远退敌的红夷大炮，正式奠定了由闽南人铸造的新型红夷大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链接：明天启六年，明军在宁远城头重创努尔哈赤军队的红夷大炮是谁铸造的？努尔哈赤是被谁打死的？这两大疑问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2005年，福建石狮市博物馆从民间收集到一块明代兵部尚书黄克缵为其堂兄黄克立撰写的墓志铭。透过墓志铭这一物证和《明史》及相关史料，终于拂去历史谜尘，弄清楚了两大历史事实：闽南人铸造的红夷大炮重创了努尔哈赤军队；努尔哈赤是被“闽卒”用红夷大炮炸伤致死的。
《黄克立墓志铭》铭刻在一块长50厘米、宽30厘米、厚3厘米的青草石上，用蝇头小楷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宁远大捷中立下战功的闽南人是黄克缵委托侄孙黄调焕从泉州同安招募而来的———
“余(指黄克缵)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努尔哈赤)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指黄克立)孙(黄)调焕募同安(指泉州府同安县)善铸吕宋炮(即红夷大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焕(指黄调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夷将火狐狸将二万人来攻城，炮一发击死贼八百人，歼其二将，乃火狐狸与哈赤侄也……”(墓志铭内容摘录)
黄克缵(1550-1634年)，福建晋江梅林(今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全线败北。为了扭转辽东败局，明神宗下诏召黄克缵入京，任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委托黄调焕招募泉州府同安县(当时同安属泉州辖区)善于铸造“吕宋大铜炮”(红夷大炮)的14人到北京，第一次铸造出30门大炮，并调其中6门到东北前线。其中一门重达三千斤，由当时的参将李秉诚带到军事要地奉集堡。黄调焕也因此被朝廷授守备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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