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税收思想是超前的，可他的征税手段却是落后的。在一条鞭法的实施过程中规定，老百姓交上来的“碎银子”要熔化重铸成银锭，才能最后收归国库。这个过程称为“煎银”，而在“煎银”过程中损失的白银就叫做“火耗”。
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不得不另征“火耗”费。而“火耗”率之高，竟然占到了税银的20%~30%。实际上，“火耗”相当于官员的额外工资，这就大大助长了贪污行为，让百姓痛恨不已。
到了清代，官员们仍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清代的“火耗”是不断加重的。一般州县中，每两税银会有二三钱之多的“火耗”，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由于赋税少，官员为牟利，使得“火耗”甚至会数倍于正赋。清朝初年的征税“火耗”率，曾达到50%。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什么作用，这以后，清政府也就默认“火耗”了。
另外，明代中国在“弛用钱之禁”、恢复使用铜钱之后，开始重新铸造铜钱。而“弛用银之禁”后，却没有及时铸造“银钱”。
“银元”一词，专指从外国人那里来的银币。比如，西班牙当时已经在墨西哥铸造了大量“银元”并流入中国。但这些银币在中国却不能流通，中国人要大费周折地把银元熔化掉，再铸成碎银、银元宝，仍然用“两”来称重。这种中国特有的白银流通方式，被称为“银两制”。
明朝的银锭按重量划分有不同的等级，其中最大的为50两一锭，也叫“元宝”。“元宝”的造型很漂亮，两边上翘犹如双翅。外国人看到后可能觉得它更像一种工艺品，而非货币。小银锭一般叫做“银锞”、“锞儿”，零碎的银子则叫“碎银”。
到了明英宗时代，则把上好的银锭称为“纹银”。“纹”就是指成色，“足纹”就是成色较足。此外，还有“雪花银”、“细丝”、“松纹”等词汇，也都是明朝人发明的，在明代小说中都很常见。
在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一是西方货币体系，以金银为主，没有穿孔，币面铸有图案；另一种是东方货币，以铜为主，有方孔，币面只有文字，没有图案。而明代的“元宝”、“纹银”和“碎银”，却处在这两种货币体系之外。此外，明代的白银使用起来非常麻烦，要看成色、称重量，好像中国突然间退回到春秋战国的“杂币”时代了。
时而“超前”，时而“复辟”。既有包罗万象的胸怀，又坚守着顽固的自负—这就是处在那个时代大变局中的尴尬明朝。
不仅如此，当时也出现了假银子和银子成色不足的现象。假银子在刚投入使用时比较好分辨，但使用时间长了外观上就与真银无异，这令政府很头疼。
为了防止缴税中的作弊行为，从明朝嘉靖年间起，户部尚书建议不但要把各州、府、县上缴的银子铸成标准银锭，还要刻下年月和官吏、工匠的姓名。然而，这种方式也不能遏制“火耗”等贪污方式的盛行。
既然使用“银两”这么麻烦，为什么明朝人既不像外国人那样铸 “银元”，也不将白银铸成“圆形方孔钱”呢？
对此，史书没有给我们答案。也许是因为白银仍不够充足，也许仅仅是出于习惯，因为不愿意改变“祖制”……
然而，明朝的很多皇帝重视白银就像同一时代很多欧洲的国王迷恋黄金一样。其中，万历皇帝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对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虽然他没有认真推行老师张居正所制定的一条鞭法，但他对白银的热爱却一天胜过一天。这位皇帝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白银收归国库。
为了敛财，万历皇帝还想出了一个“奇招”，就是让地方官吏定期向他进贡，还把进贡钱财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有了这样一个爱钱的皇帝，朝廷各级官员的敛财之风可谓上行下效。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豢养了许多官宦到各地去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即使是养一只鸡也要向皇帝缴纳一定的税金。
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格外“抠门儿”。在他小的时候，张居正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常常是衣服旧了也不许更换。张居正认为，贤明的君主要厉行节俭，不能把珠玉之类的奢侈品看得太重。甚至逢年过节时，小皇帝给太监宫女们的赏赐都很寒酸。
严厉的教育早使得小皇帝暗中不满，于是，张居正刚刚去世，他就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尤其是当他从张居正家中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时，他顿觉老师言行不一，旧日的信念彻底崩溃，令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更不一般了。万历皇帝唯一保持的儿时习惯，就是他一生很少置换新衣。
历皇帝在20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来因为和大臣们的矛盾而罢朝，从此把朝政丢给大太监刘瑾，几十年不上朝，致使很多大臣一辈子也不知道皇帝长的是什么模样。
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则自顾自地沉浸在“发财”的白日梦中。他把后宫的许多宫殿“装修”成店铺的式样，然后命人从宫外买些商品回来，摆放在其中，自己则堂而皇之地坐在椅子上，以“掌柜的”身份自居，命令太监召唤大臣进宫购物，商品价格则由自己定，既不准还价，也不准不买。这样的“模拟市场”令皇帝乐此不疲。
因为热爱银子，万历皇帝还十分重视采矿业。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朝又打破了除了银禁、海禁之外的另一禁—矿禁。过去，民间是私自开采银矿的。而现在，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的“矿税”。
每遇奏报开矿，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监督。这些公公们只顾搜刮金银，有矿无矿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见到矿主的良田美宅，就虚报地下有银数量，借此敲诈一番。甚至于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开矿，却把“应得收入”分摊到百姓身上，号称“包矿”。
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丰厚。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黄金1575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不过，进奉皇帝的其实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的金银却落入了宦官们的腰包。
这种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民间的极大骚动。不但百姓反抗，朝中官员也纷纷给皇帝上书，劝他废除民愤极大的矿税。后来，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事又和大臣们闹别扭，他再次躲到深宫中“罢工”，不理朝政，却唯独有关矿税的奏报都批复得特别快。
有一次，万历皇帝生了大病，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才准备废除矿税。可到了第二天，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他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要追回那道废除矿税的谕旨。
万历皇帝搜刮了这么多钱却舍不得花，全都囤积在府库里。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边境四处发生战事，朝臣们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点无济于事的小零头，而且银子竟然因为窖藏太久已经变黑发霉了。
上有皇帝“带头”藏银而不用，更别说大臣和百姓们竞相把银子埋在地下了。
直到万历皇帝死后，矿税才算宣告停止。而这几十年的横征暴敛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而很多历史学家更是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过度开采金银而引发的。
那么，明朝的银矿开采业到底发展如何呢？据史料记载，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年)，各地所进的银矿税银将近300万两，平均每年20多万两。即使加上宦官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其开采出来的白银总量仍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货币支付需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白银仍然要靠“进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欧洲的采矿技术已逐渐传入中国。也可以猜想，明朝的皇帝也许已经从外国传教士的口中得知了西方采矿技术的新发展，甚至可能得知了关于“新大陆”(这自然是当时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概念)丰富的白银蕴藏。
也许万历皇帝不甘心，他不相信自己的领土上没有“波托西”那样的富矿区，他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发掘，要找到更多的白银！
很多人都认为，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口碑最差的皇帝之一，就连当时的大臣们也都认为这位“当今皇上”脑子不太正常，为开采金银，竟弄得民不聊生。对此，“言官”田大益在疏奏中竟然不客气地说：“皇上嗜利心滋，布满狼虎，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或许正是幼年时的心理压抑令他对张居正的报复心态，转化成一种疯狂的攫取欲望，令他一心要把更多的钱收归国库，却绝不考虑百姓的疾苦。
自然，这个从一开始禁用白银、闭关锁国的朝代，这个曾充分享受着白银带来贸易好处的朝代，也将因为皇帝对白银的贪婪而彻底葬送。
这就是晚明，在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化浪潮中，中国人并没有睡大觉，也并不像后来有些人说的那样：抱着天朝大国、夜郎自大的心态闭关锁国、固步自封。
这时的中国人，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了一场持续上百年、与世界同步的“白银货币化运动”。这一过程中，白银从“非法货币”转变为“合法货币”，从“辅助货币”转变成“主要货币”。白银的使用，先是从民间影响政府，然后又从政府向民间推广，渗透到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到国家财税制度的每一步变革，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制度。
在这个时期，上至皇族官员，下至商贾地主、平民百姓，都对白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中国人少有地参与到这次世界性的“金属热”中并乐此不疲。
不同的是，欧洲人把对贵金属的追求化作探险和战争的冲动，他们通过暴力的方法去发现，去索取，去抢夺；而中国人则是以商业交易的和平手段来获得白银。欧洲的国王，为了金银去开发“新大陆”；而中国的万历皇帝，却要从自己的子民身上榨取更多的银子。
万历皇帝所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白银收藏癖”，也是当时全球“金银崇拜”的一个缩影。而这个皇帝在紫禁城搞的“模拟市场”，也可以说跟随了当时全世界“重商主义”的“时尚”。
只可惜，当欧洲人把“金银崇拜”和“重商主义”化作发展的动力时，大明的皇宫内却上演着最腐败、最变态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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