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

今年是钱锺书（1910—1998）诞辰一百周年，海内外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在年前已显热潮。文化界的“钱学”，早已引起了广泛讨论。近年围绕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批钱之风盛行

上海文化人陆灏说：“我是钱迷，钱锺书迷，而非金钱迷。”他在《泰山上的尿迹》一文中列举了别人批评钱锺书的声音：“网上看到一条帖子‘钱锺书是最大的学术冒牌货’，大为惊讶。谁有这么大的口气说出如此狂妄的话？作者张镔，不知何许人也。想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张镔在这篇文章中有以下论点：‘钱锺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使级比较而言）；钱锺书的《管锥编》已被时代淘汰；钱锺书的《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就是琼瑶一类水平；钱锺书散文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另外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人，批评‘钱锺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做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副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陆灏认为：“在我看来，钱锺书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泰山北斗，但也不是说不能批评。而这两位近乎谩骂的批评，除了哗众取宠外，没有其他任何价值。或许他们以为批评了钱先生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这正是暴露了他们的浅薄无知。”

针对贬低钱锺书的声音，学界时有回应。在《上海书评》上，去年10月发表了高嵩松的文章《小器易盈，好问则裕》，指出：“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说他老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学问不成系统，外文不合语法，史学没有修养。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今年3月则发表了王水照的文章《“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文章结尾说：“记得钱先生1998年逝世时，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悼念文章中说：‘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余先生在这里‘郑重’地表达了两个尊重，一是对钱先生的尊重，高度肯定钱先生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二是对下一代学人的尊重，期望经过他们‘不断地勤苦努力’，出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再生和新生’。目前一股‘隔膜’批钱之风，不仅缺乏对钱先生应有的尊重，也说明我们有些后辈学人缺乏自尊与自重。”

在“批钱”与“护钱”的声音中，文化界也有另外一些见解。青年学者王晓渔认为：“士林常把钱锺书和陈寅恪并称，我不敢苟同，两者并非同一路数。无论学问还是风范，我都更被陈寅恪折服。钱锺书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太Trivial（琐屑），我的感觉恰恰相反，陈寅恪的史学著作，一两句内气象万千，钱锺书的读书札记虽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觉，但终归感觉像微雕。钱锺书世事洞明，可是太聪明了一点，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倒也无妨。但是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更让后人难忘。”

不可神化也不可妄言批判

学者李公明认为：“关于钱先生的学问，应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可妄言批判也不可继续神化。举一个例子，1979年钱锺书先生随团访问美国。在加州大学张洪年教授向钱氏请教：《金瓶梅》中王婆回答西门庆问话时说，‘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何解？钱氏答曰：‘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借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像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这真是聪明绝顶的文艺理论家言。但是，黄霖先生主编的《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版）却指出，这些食品形象‘是隐指性器与性交’，仅此而已。比较起来，我欣赏钱氏的才智，但更相信《金瓶梅》专家们的考证。通才之难，于此亦可见矣。”

关于“钱学”之说，李公明认为：“钱锺书先生有一句话被‘钱学家’们经常引用：‘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什么是‘俗学’？‘钱学’的首倡者郑朝宗先生认为就是庸俗化了的‘显学’。我认为，‘显学’之变‘俗’，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学术争鸣、学术批评的总体氛围。‘钱学’命运如何，我不敢过于乐观。”

对“钱学”而引发的现象，学者许纪霖指出：“钱先生以知识渊博著称，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但他不屑于建构理论体系和深入分析。舆论和有些‘钱学’研究者一旦陷入无节制的赞美，便会激起反弹。”

台湾学者陈弱水认为：“对待历史人物─钱锺书先生应该算是历史人物了，当以了解为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评价是其次的。了解多了，恰当的评估自然产生。钱先生不是思想家，就不必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评估，就如同我们无须用科学家的标准来衡量鲁迅一样。这里所说的评价，意思也是很宽松的。在广袤无涯的人类生活中，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人的影响或贡献都是很有限的，排行榜的意义不大。即使那极少数例外之人的作用，也大都很可检讨。英雄主义式的历史观容易简化历史，又未必能抓到要点。我个人觉得，讨论钱先生，待之以学者、作家、文学评论者即可，不必多及其他。”

重视文本细节包含的具体思想

钱锺书的“私淑弟子”张隆溪则在《书城》今年3月号上发表《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一文，深入分析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张隆溪认为：“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锺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

张隆溪在文章中同时对近年来批评钱锺书的言论作了正面的回应。针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观点，张隆溪指出：“其实系统论述与片断思想并非绝然对立，钱先生重视文本细节中包含的具体思想，是反对空疏，而空疏正是学界常见的弊病。可是近来却有不少人刻意把系统与片断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并以此批评钱锺书的学术著作零碎不成系统。例如李泽厚先生不久前就发表议论说，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人虽然有学问，但不是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史上没有什么影响。他通过与刘再复对话的形式，断然宣称：‘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可以不讲陈寅恪、钱锺书，但不可不讲鲁迅、胡适。”“刘再复在对话中好像为读者点明了其中奥妙。他对李泽厚先生说：‘钱先生的著作是个大矿藏，他用全部生命建构矿山，把开掘的使命留给后人。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深锥下去，这倒是您这个思想家的特长。’”“刘再复是李泽厚先生的挚友，他们两位对话论及钱锺书，明明白白是要说明李泽厚先生作为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超越了思想零碎不成系统的钱锺书。”

张隆溪认为：“批评钱锺书，如果真能指出他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有益于学术，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国学界出现一个比钱锺书更有学问的奇才，那将更是中国学术之大幸。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不少人批评钱锺书，都好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截头去尾，歪曲原意，误解曲解钱先生的文字。”张隆溪特别回应了龚鹏程几篇批评钱锺书的文章，“在做好这样的铺垫之后，龚先生才隆重地请自己出场，声称‘集部的学问，我不如钱先生精熟；但粗了文、史、哲学、宗教、艺术、经、史、子、集，能综摄上古以迄现当代之文哲政经思潮，钱先生就不如我了。这不是度短挈长，以与钱先生争高下。而是说做学问，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萨境位，有时确实是夏虫不可以语冰的’，龚先生大概没有读过培根那篇论友谊的文章，否则他该会找一个可以当替身的朋友来对话，让别人讲出口来，免得自己脸红。”

在《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发表之前，本报记者在香港城市大学专访了张隆溪先生。

张隆溪先生回忆了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张隆溪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佛克马担任翻译，同去拜访钱锺书。见面时，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当然不需要翻译，所以张隆溪就在旁边呆坐着，也没有说话。佛克马写过一本《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钱锺书问：“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佛克马说：“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张隆溪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批评的解剖》，表示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在钱锺书的询问之下，张隆溪发表了一通自己的见解。钱锺书颇为赞赏张隆溪的意见。过了一会儿，钱锺书把张隆溪拉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把《旧文四篇》送给佛克马一本，还要送给张隆溪一本，并了解张隆溪的情况。言谈投机，钱锺书很痛快地对杨绛说：“季康，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此后，张隆溪和钱锺书有了长久而深入的交往，至今还保存着钱锺书写给他的五十多封信。1983年张隆溪离开北京去哈佛，钱锺书送给他一部《全唐诗外编》并在题词中写道：“相识虽迟，起予非一。”这是用《论语．八佾》篇孔子与子夏对话的典故，比喻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