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只建立了经济上的货币联盟，它还需要完成另一半货币联盟。这意味着对财政上的冒进采取更严厉的惩罚，对受到外来冲击的国家提供有限的财政转移，以及一个永久的应急财政机制。最终，为了让货币联盟运转，欧洲的决策会趋向集中，这将意味着政治上的整合。”

    1998年，派多亚夏欧帕接到任命，赴欧洲中央银行任执行董事。那时，他是意大利央行副行长。接到任命后，这个意大利人的办公室从罗马市中心搬到了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第34层。“那年6月1日，我参加了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欧洲央行在这一天正式确立了它的存在。”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

    在这之前，时任欧共体执委会主席的法国人雅克·德洛尔提出建立单一货币和执行统一货币政策的货币联盟计划时，联邦德国央行主席奥托·保罗反应冷淡。保罗担心，一体化步伐太快，会危及联邦德国自身的经济稳定。派多亚夏欧帕是货币联盟的坚定支持者，他因此成为德洛尔的盟友。他的货币联盟立场也得到了他的老师、意大利前央行行长、时任意大利财长阿泽利奥·钱皮的赞许。经过欧盟首脑会议的讨价还价，德国坚定支持的荷兰人维姆·杜伊森贝赫成为欧洲央行首任行长。作为交换，法国总统希拉克要求法国央行行长谢里特做副行长。钱皮以意大利撤出候选人相威胁，最终为派多亚夏欧帕争取到7年的执行董事任期。充满超越国家冲动的货币联盟，在建立之初，是国家政治的产物。

    欧洲央行没有先例可循，其政策是欧洲中央银行界集体经验的总结。回顾此前在意大利央行30年的工作经历，派多亚夏欧帕说：“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60年代在课堂里所学的，与在现实中所面对的问题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课堂里，我们学到的央行唯一的功能就是执行货币政策。而在真实世界里，它除了货币政策，还有支付系统和监督功能。在意大利央行，9000多名员工中的一多半，每天都在与支付系统打交道，大约15%的人做的是银行监督的工作。只有不到5%的人，在从事与货币政策有关的事。‘货币’这个词，一直都处于‘政策’的阴影下，政府授权发行的货币更增加了政策空间。五六十年代，中央银行被视为在通胀和失业间做出选择的造物主，极少数央行是真正独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似乎说明，民选政治家才是最终拍板人。但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证明，中央银行的这种角色，只存在于纸币取代硬币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历史阶段。” 

    “当我开始事业生涯时，银行界还只有年度决算和季度、月度数据，介质是纸，靠邮政传达信息。货币面值的确定、相关法律以及中央银行，都在同一管辖权之下。今天，数据处理和电信技术推动了货币与金融世界的变迁。世界的时间维度从年、季度的中长波，变为日、当日内的微波，清算、确定汇率与价格成了每日的工作，我们开始了时间上延续的经济。在空间上，市场超越了管辖范围。一项交易就可能牵涉多种国籍，多种货币，多种法律体系，多个权力机构，国家不再是唯一制定规则的容器，甚至最独立、最有声望的国家中央银行，也难以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效完成三合一的任务。”在意大利央行获得的这些经验，构成了他对欧元和欧洲央行的认识。

    “欧洲央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包括建立规则，制定货币和金融稳定政策，建立支付系统等。一切都是新的。”派多亚夏欧帕告诉本刊记者。1998年10月，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央行以保证价格稳定为目标的原则。“稳定”的逻辑，源于对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的经验总结。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弹性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在欧洲内部引发了不稳定的货币状况。“从70年代到90年代，在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的欧洲内部，时常出现紧张的国家关系，这源于持续的预算赤字、货币不稳定和波动较大的利率。为摆脱预算赤字，国家间相互进行货币贬值，这损坏了单一内部市场。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稳定的货币。”派多亚夏欧帕说。

    稳定、强劲欧元的策略，是缔造欧元这一代人不约而同的共识。时任欧洲央行副行长的特里谢，在货币政策上与派多亚夏欧帕有同样的信念。20世纪80年代，法国外贸逆差扩大，财政赤字严重，时任法国财长的特里谢极力反对法郎通胀。担任法兰西银行行长后，他开始改革法兰西银行，1994年，法国央行正式独立，自主行使职权，在抑制通胀的同时，使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4%。他与派多亚夏欧帕一样相信：一个稳定的欧元策略，能够给人们信心，而通过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可以为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铺平道路。

    “在我担任欧洲央行执行董事期间，欧洲经历了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的几次外部冲击，稳定的欧元对欧元区国家起到了保护作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签订，使欧元区各成员国时刻都处在实行合理预算政策的压力下，虽然时常会让一些国家感到不舒服，也时常有些国家隐瞒数据或违规，却让欧元区整体的财政状况在实际上优于美国和日本。”派多亚夏欧帕说。虽然2003年，遭到赤字困扰的德国和法国曾带头违反稳定公约对预算赤字和公共赤字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和60%的规定，但面对欧盟委员会启动的惩罚机制和成员国的批评，两国都做出了降低赤字的承诺。虽然南欧国家在2005年以后陆续成为稳定公约标准下的赤字超标国，而且目前欧元区总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7%左右，但放眼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美国2009财年的赤字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2%。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188%上升到2014年的246%。与美国、日本相比，欧元区国家在实质性削减赤字上受到更多的压力，在赤字货币化上受到更多限制，因而也倾向于做出更多努力。

    “单一货币的理念，改变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与欧洲央行之间的关系。”派多亚夏欧帕说，“在欧洲央行任职7年来，我认为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欧洲人开始逐渐认识到，欧洲央行不是一帮国家的集合，而是一个单一货币区。欧元之于欧元区，就像人民币之于中国，美元之于美国。这种思维方式，是一天天慢慢形成的。但传统和习惯，毕竟难以改变。国家的力量是强大的。希望维护自身特权的各国中央银行，也会抵抗法兰克福做出的决定。比如，直到今天，欧元纸币虽由欧洲央行负责发行，实际上却由欧元区成员国中央银行印制。这些纸币上没有任何各自国家的标志，一模一样，却要在16个不同国家分别印刷，增加了纸币的成本。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在伦敦、东京、纽约有各自的代表办公室，而不是统一的代表。这是难以改变的传统。” 

    2006年至2008年5月，派多亚夏欧帕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的财长。1999年起，普罗迪曾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布鲁塞尔度过了5年政治生涯，正是在其任内，欧元开始流通。普罗迪是坚定的欧洲主义者，1998年，作为意大利总理，他成功地把意大利的财政和通胀指标降到欧洲货币同盟所要求的标准之内，为意大利获得了欧元区首批成员国的入场券。意大利人的故乡观念是小地域的，普罗迪曾说，“我出生在雷焦艾米利亚是基本事实。在意大利，我们不说同一种语言，在50英里外的博洛尼亚，他们的方言我很多都听不懂”。有人说，正是意大利内部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使他们更容易认同欧洲主义的理念。而对热爱19世纪法国文学和意大利诗歌，喜欢听巴赫和马勒音乐的派多亚夏欧帕来说，他相信，“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与它的政治整合有无法割裂的联系”。

    派多亚夏欧帕说：“任财长期间，我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是，把纠正预算、缩减赤字放在首位。”2005年，意大利公共债务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8%，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有两个给了降级警告。意政府宣布削减2006年紧急事件款项70亿欧元，并开始严打逃税。对从1998年起意政府已经投资了4.9亿欧元改善经营状况的意航，意政府2006年不再提供支持。后来，意航在2008年8月宣告破产。同时，虽然受到意大利各大工会的压力，普罗迪政府仍然提高了退休年龄，派多亚夏欧帕还用“罕有的强硬措辞”，拒绝了工会反对降低国家养老金费用的要求。

    赤字原则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力，派多亚夏欧帕和普罗迪在减税上发生分歧。2006/2007财年，意大利税负大大增加，但债务没有明显减少，而且还削弱了购买力，引起国内不满，普罗迪民调支持率下降。2008年1月，为赢得左派联盟政党的支持，普罗迪承诺对低收入家庭减税，并打算在3月出台减税细则，但这个计划被派多亚夏欧帕中断了。后者宣布，政府目前不具备减税的资源，还不能放松财政政策，只能在6月以后再看有没有减税的可能。就在2008年1月底，普罗迪领导的中左联合政府以微弱劣势输去参议院信任投票。

    增长与稳定的矛盾也出现了。2000年以来，由于加入欧元区，意大利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德国相比，提高了20%多，经济增长率徘徊在1%以下。200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9%，依然低于欧元区2.7%的均值，出口增长不及预期水平。当时的意大利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将提高增长率作为“绝对的重点”，这意味着较低的利率，或货币贬值。但2006年7月，6位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表示，担忧欧洲经济扩张速度过快，担忧上升的油价带来通胀压力，从而释放出加息信号。派多亚夏欧帕也曾指出，加息可能会增加融资成本，限制意大利经济增长速度，使意大利实现通过经济增长降低赤字的承诺变得更为困难。但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连续多次加息，自2007年3月，欧元区关键利率已从2.0%升至3.75%。这个时候，派多亚夏欧帕表态说，进一步加息不会妨碍欧元区经济增长，欧央行的利率立场也不在意大利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列。当被问及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曾与他的财政政策相冲突时，派多亚夏欧帕回答说：“欧洲央行维护欧元稳定的货币政策对意大利长期是有益的。如果你看看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就会发现，通胀预期一直很低，而价格稳定的预期很高。这种预期是欧洲央行信用的产物，是投资与消费良好决策的基本环境。”

    今天来看，在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南欧国家中，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都因债务问题被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信用评级，只有意大利幸存。穆迪报告说，意大利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打击，其金融和经济体系中的公共债务比例与那些国家相比较低，而且银行存款率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在这场可能蔓延欧洲的债务危机中，意大利的安全系数要高于其他国家。派多亚夏欧帕的紧缩财政政策应该是正确时机的正确选择。但是，“稳定货币对意大利长期有益”的信仰，似乎掩盖了意大利经济竞争力、财政政策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差异。派多亚夏欧帕进一步回答说：“这种地区差异，在美国、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中，都会存在。就像中国的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能超过20%，而其他一些地区，则可能没那么有活力。这种差异，并非威胁货币存在的因素。欧元区的真正问题是，欧盟的预算很小，所以欧盟没有联邦预算和财政政策，无法像一个羽翼丰满的国家那样，应对危机。不过，6个月前，应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制度还不存在，如今，这个制度已经出现了，因为欧洲国家最终出台了救助计划，建立了稳定基金，这开了一个先例。欧洲国家的决定说明，他们看到了政治上合作的必要性。”

    至今，尽管欧元存在问题已经被广为议论，但还没有哪位欧盟决策者和政治家讨论过退出欧元区的方案。欧元也许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方案，但仍可能是可完善的次优方案。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艾辛格林告诉本刊的：“欧洲只建立了经济上的货币联盟，它还需要完成另一半货币联盟。这意味着对财政上的冒进采取更严厉的惩罚，对受到外来冲击的国家提供有限的财政转移，以及一个永久的应急财政机制。最终，为了让货币联盟运转，欧洲的决策会趋向集中，这将意味着政治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不会仅仅止于政治联邦，而需要体系化的合作。”处在十字路口的欧元，走向政治联合，是否是历史的选择？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