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简历：
    胡鞍钢，浙江嘉菩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情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国土与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曾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在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访问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
    曾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曾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在当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胡鞍钢无疑是其中颇具传奇性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一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2002年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且一直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
    往胡鞍钢办公室打电话约访时，他的秘书不是说他要出差，就是说他在讲课，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是一个快速旋转的陀螺，没有停留下来的瞬间。然而，就在这次与胡鞍钢面对面交流的时间里，记者从他那极快的语速、流畅的表达、敏捷的思维，以及旁边人提示他当天还要离京出差的日程安排，采访结束后匆匆而去的身影，等等，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确实不是一般的“忙”。
    他的观点让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他来去匆匆的脚步却让人无法走近。就在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中心他授课间隙的采访中，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名人光环笼罩下的胡鞍钢坦诚和友善的本色。
13亿中国人民是自己的最大靠山
    2003年春夏之交，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缄口默言，胡鞍钢关于“非典”时期与“后非典”时期的国情分析及建议不时见诸报端，他清瘦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从而被誉为“非典”时期出镜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于是，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胡鞍钢评价自己是主动参与，“我把我的知识分享给大家，没有本事的人才叫爱出风头，我认为自己很有本事，很有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说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
    独立、自由，是胡鞍钢的个性特征，也是他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的特点。“非典”时期，他提出“SARS是个良性危机”的说法，结果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网上的批评之声纷至沓来。对此，胡鞍钢表示，“我说的良性危机和恶性危机是有严格的界定和定义的，自然灾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可以被处理、被管理的，而且它形成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它处理危机应该说是良性循环的。我的这篇文章到了网上的时候，有人将文字删节了……我不参与网上的争论，你爱怎么争论就怎么争论。”在胡鞍钢看来，在事情发生之前他说的都是反话，都是批评的话：到了发生危机的时候，他提的都是建设性的话。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批判性的，而他是两者兼有，即使批判也是为了建设。    
    “一场危机来了以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向社会提供信息、知识，而且是有价值的重要知识。我做到了，不仅挺身而出，而且很快地到位。这当然跟我多年的积累有关，让我在出现危机的时候马上能判断出这个危机会转化为什么信息。”突如其来的“非典”，给我国旅游、贸易、对外交往和社会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胡鞍钢陆续提了20多条关于“非典”的建议，有些意见被整体采纳，有些被部分采纳。
    胡鞍钢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我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一些老院士同我是朋友，他们愿意和我说这个或者那个，特别鼓励我之类的。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包括对农村的问题都很清楚，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到了很多营养。在科学院这个环境中他们不是为小我，是大我，就是为国家。而且他们很多人当时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是毅然决然，不像我们现在回来还要考虑到机会成本等等。但是从个人看，我觉得我们的精神不如他们伟大，这正是很多老先生为什么能做出那样大的贡献的原因。那些老先生，他们已经为我们年轻人走出比较好的道路，我们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要学习他们，来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贡献我就把它称之为知识贡献。”
    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 3亿人民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为当今世界所瞩目。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挑战，都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解决办法，这为新一代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历史机遇。  “学者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我不会停止研究步伐，而且还会在这个领域不断地进行研究。我把这些对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挑战视为对自己的挑战。研究这些挑战魅力无穷，令人致力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也让人从中获取更多的乐趣。我喜欢这些挑战，更愿意为迎接这些挑战而作出知识贡献。”胡鞍钢深情表白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参与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的心志。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尖锐性的、敏感性的建议，不但没影响自己的前途，而且他的建议采纳率反而越来越高。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外盛传胡鞍钢是朱镕基的“智囊”。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鞍钢发言完毕，在座的朱镕基问他：“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答道：“这是海外的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朱镕基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讲得很好嘛。”
    胡鞍钢是一个奉行自由、独立、友善、坦诚的人，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在处理自己和周围各种关系时，他始终不偏不倚、不亢不卑。他认为，学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独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使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此，他特别推崇哈佛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无论批评有多尖锐，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因此批评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的风险，这是我个人看法，至少我现在的过程就是如此。所以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没有靠山，我没有这种政治靠山，但我的靠山是最大的，就是13亿中国人民。”
    京城的经济学界派系很多，既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也有留洋派和本土派之争。胡鞍钢不介入这些圈子。在他看来，有些圈子的形成最初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观点比较相近，但天长日久，学术的成份下降了，非学术的、感情的东西却逐渐多了起来。胡鞍钢反对学者间的互相吹捧，认为学术研究的成果要经得住社会和历史的评价。
    这些年，随着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日渐渗透到学术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鞍钢是中国一位不为金钱而做学问的人。1 991年，胡鞍钢在做完国情报告后作的第一个集子《中国走向21世纪》里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强盛而奋斗”，这既是他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他学术研究之宗旨，他是用自己的实践、用心在讲这句话。他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中国的学者，一个大国的学者，迅速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乃至是重要大国的一个学者，不仅要着眼于中国，更要放眼于世界，服务于中国，服务于世界。为中国的发展、改革和进步做出贡献，就是对世界、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这也是胡鞍钢始终坚信并矢志不渝的事业追求。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次年。经过拼搏努力，还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勘探地球”的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激动之余，他也感到这薄薄的一纸通知捧在手里是那样地沉重，这包含着痛苦与奋进、惶惑与坚定的曲折历程；同时也意味着学习与实践、探索与思考的新开端。经过农村插队和地质勘探队近10年艰苦生活的磨炼，这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成为同时代的佼佼者。
    胡鞍钢非常明确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人民做事，在做事的过程中自己也会成长起来。  “我也是普通人，但我这个普通人是树立了人生目标的，而且我也非常清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是通过创造知识，而不是靠投机取巧。你可能有小聪明，小聪明成功之后一定是沾沾自喜，不是大智慧。什么叫大智慧?就是要立雄心，树壮志，踏踏实实工作。这是我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还这样告诉我的学生。”
    胡鞍钢的吃苦精神早在年轻时就已根深蒂固。还在北大荒时，他曾当了几个月的炊事班长，每天凌晨便要起来烧火做饭，半夜里还要起身挑担去田间送饭，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读书，从不敢松懈。直到今天，他仍不敢有所放松。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100年。
    当初与郭庆合写《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的时候，还没空调，也没有买风扇，每天就在家里光着膀子写。这本书当时发行很少，但现在他的学生基本上都读这本书。很多学生读完后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当时胡鞍钢写书时才30多岁，1 0多年前的东西现在居然还有味道。对此，胡鞍钢说，“我写东西是用心来写”。
    而今，身为著名中国国情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胡鞍钢平常都忙于调研、教学，身体时常处在透支状况。他说，“我现在感觉身体折旧速度很快，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但我停不下来，既然投身于这个事业，就只能朝前走。”外表看起来精神抖擞的胡鞍钢却不得不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相当于每时每刻都要打针，如果不这样，他根本工作不了。“因为我这人是比较容易接受外部刺激，我想乐观是我的一个心理调整，更主要是我热爱这个事业。”难怪，现在从总理到老百姓包括他的朋友许多人都知道胡鞍钢的身体并不太好，有些人曾给他写信说：“胡鞍钢，你的健康是国家的财富，并不只是你个人的。”他的家人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父母曾多次这样对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性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然而，胡鞍钢总是这么作答：“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提起自己的家庭，胡鞍钢说，现在整天忙事业上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家庭的事，但家人都挺理解和支持自己，只是表示要多保重身体。而他也把对家庭照顾不到的遗憾看作是干事业的一项成本。
    走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胡鞍钢的新办公室里，发现整个屋子除了书以外找不到别的什么更惹眼的东西。据他的秘书说平时在工作时，办公室看上去有些乱，但如果工作结束了，办公室也还干净。在书与书的有序排列间，在纸与笔的随意摆放间，记者仿若看到一帧帧胡鞍钢捧书沉思、伏案疾书的剪影。
    2002年10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胡鞍钢正式调入清华园，主讲“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他说，“在清华园里教书育人是一种享受，特别有成就感。”在指导学生研究的方法上，胡鞍钢主张分工协作。基本上是每个学生或者每个人只作一个专题，到他这里整合。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组织进行知识贡献，然后大家的研究就互相引证，已经作了就不要再去重新作一遍。他把数据样本输入计算机，大家都可以用，但是用完后都要致谢。胡鞍钢主张知识交流和分享制度化，打破文人相轻这套路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并精心设计和精心发展这种环境，让学生成长得快，创造得快。其次，还请更多的专家学者来交流知识，这其实就是强调一种开放性。再一个就是激励和自由，激励就是激励学生和研究人员，自由就是有相当大的充分的自由创造。所以，他的学生刚刚一年多两年多就能发表好的文章。
    在胡鞍钢的理论里，知识有一个特点就是照亮别人而自己不熄灭，我们本身的知识来源于别人的照亮，有了知识的我们又去照亮别人，别人再去还照亮另外的人。这样，人的心里不会被阴霭充塞，这个世界才会处处光明。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书中还提出富有远见的观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部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不知有人是否注意到，胡鞍钢这位著述丰厚的中国国情专家而今所从事的研究与早年攻读的专业似乎并无多少关联。1 978～1988年，他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对此，胡鞍钢解释说：“1985年读博士时，我从北京科技大学通过考试转到科学院自动化所，一直从事工科研究。后来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些跨领域的选题，我个人希望从工科研究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于是就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从事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包括农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研究。”记者问他幼时是不是对关心国家大事就有相当的热情，他笑着否认，  “小的时候倒谈不上对将来选择国情研究有什么特殊影响，也没有特殊的人来影响我，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国情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胡鞍钢当时并不大清楚。而且对于已经在工科领域学习研究了近10个年头的胡鞍钢来说，选择事业转型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策。他说当时自己有一个基本考虑，就是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一些研究。需要就是理由，就会有无穷的发展空间。胡鞍钢义无反顾地丢下熟悉的自动化研究，豪气冲天地走上了国情研究之路。
    那时导师组里既包括自动化学科的老师、搞自动化模拟、搞博弈理论的，同时也请来了当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马斌老师。在导师指导下，胡鞍钢从写一些小文章转向针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一些战略性的、重大性的题目。他选择了限制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因素，即人口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他以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和自学能力研读西方经济学，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用了多种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包括自动控制、经济学、人口学等等方面的理论，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写出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系统分析与人口控制对策的研究》。
    1988年的《生存与发展》，更加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中。这个报告发表后，中央领导同志专门组织有关的专家进行讨论。  “其实这个报告当时也超过我们的个人预期，一个学者能不能站在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立场上考虑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在于领导人说什么不说什么，我们应当去作一些研究和讨论。学者还是要敏锐地看到一些基本问题，而后还是要深人地研究中国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当时我实际上只是主要研究人口问题，没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人口学界中是比较晚的进入这个行列。我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仅仅固守在一个经济学或者人口学领域，而是定位为跨学科研究，所以社会学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学，主要的问题导向是围绕解决中国问题的。”1997年，胡鞍钢希望自己能深入研究经济学，他便提交了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申请。但是他是从自动化所拿的PHD学位，而且也没有学过经济学，心里便敲响了小鼓：耶鲁大学能接收自己吗?当时研究所的所长是从耶鲁大学回来的，搞生态的，他就说不大可能，一般来说耶鲁大学是吸收最好的学生。后来不甘心的胡鞍钢还是把个人简历及一些东西都给寄过去了，还请人给帮忙写推荐信。结果还真的收到了通知，由此胡鞍钢更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一格言。
    到了耶鲁大学以后，胡鞍钢问校方为什么接收他，校方给他上了一课：看一个人重要的不是看他以前学过什么，而是要关注他曾做了什么。这一个观念对胡鞍钢影响颇深，也成为他做人的一大准则。后来，他一直庆幸自己能到耶鲁大学作博士后，也鼓励年轻人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增长些见识。
    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时代的背景、国家与民族的召唤联系在一起，这是胡鞍钢为自己的事业蓝图定下的坐标。这些年来，胡鞍钢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心分析、推断及研究，从数字里算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命运，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央决策层的极大重视，学问经过政府问策而成为实实在在的百姓福祉。他的研究成果也已成为国际机构评价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华彩篇章。
    上个世纪50年代，一对青年男女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双双来到鞍钢并成立了一个令人称羡的家庭。3年后，胡鞍钢诞生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鞍山因钢而立，因钢而兴，胡鞍钢取“鞍钢”之名，秉性确有钢韧之实。
    5岁的时候，胡鞍钢随赴京就职的父母来到北京。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条件优越，他利用家庭的便利条件能够阅读到《人民日报》及当时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了解国内外大事，从古巴危机、中苏论战、越南战争，到国内的“四清”运动、批“三家村”等等。这些政治性、时事性强的读物，为年幼的胡鞍钢灌输了一些大变革时代的革命汁液。这种知识的渗透，对他日后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极具政治抱负的学人影响深远。
    少年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政治，但对中国国情的最初认识却始于火热而迷茫的知青岁月。“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最先并不是始于书本的理论知识，而是源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践。”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胡鞍钢刚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还没来得及参加初中统考，就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习生活。十三四岁的胡鞍钢开始关注和投入这场“革命”。1 969年他和数十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在农村的7年，胡鞍钢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感性认识。
    “当时我总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然而，由于知识的贫乏，我总也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要读书”的渴望在他心底猛烈地翻腾。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心怀忧国忧民之志的热血青年胡鞍钢下定决心妻自修“社会大学”，他拼命地读书，通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所有当时能找得到的书籍，都被他千方百计地找来，当然这些书中也包括他自小就感兴趣的数理化书籍。
    1976年，胡鞍钢被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在无数次“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之中，直接感受了工人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之艰苦，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实含义。很多年以后，胡鞍钢承认，艰苦的劳动是一所把人的意志锻炼成钢铁的学校。正是那些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的经历，激发了他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最初的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原动力。
    北大一位著名的教授曾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为中央说话，第二为贫民说话。为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所采纳；为贫民说话，是指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胡鞍钢一直没有泯灭最初的理想——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自从踏上国情研究的道路，胡鞍钢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生活在这片古老而又贫瘠的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几千万生活在内陆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99年3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西北考察，谈了关于西北大开发的设想。后来国家计委邀请一些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胡鞍钢在会上作了第一个发言，说了几条意见：第一，中央应当作出加快西部开发的公开政治承诺，并且应当作为十五计划的核心政策之一；第二，实行领导人、部长、司长西行制度，来具体指导。其实早在1994年，胡鞍钢就曾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里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的观点。2000年9月份，胡鞍钢作为执笔人，代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提出一份《关于21世纪初期加快西部开发若干建议》的报告，提出西部开发要有新的思路，投资于人民，促进人类发展是西部开发最优先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西部开发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后，胡鞍钢又风尘仆仆地踏上西行之路。8月3日(注：2003年)晚，记者无意问从电视里看到胡鞍钢精神奕奕地坐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专家咨询组成立的会议上。当他从甘肃省领导手里接过专家聘书时，记者相信，这一刻他也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为寻找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胡鞍钢经常深入这些地区。他走进过贵州农民的“家”：白天举着火把勉强可以看见地上用石头支着熏黑的锅。每去一次，他都为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震惊一次，伤怀一次。写“贵州现象”这篇文章时，他的调研行程超过3000公里。他对自己的学术活动有过这样的总体思考：“我从骨子里就认为实事求是是我的宗旨，而且把它贯穿于我的实践和研究当中。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呆在宝塔尖，最大的特点就是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老百姓想什么。所以我提出来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以往我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
    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课题。经常有群众给胡鞍钢来信，令他震撼的是，有些信竟然是血书，看了以后他非常难受。“一个学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息息相通，要知道他们的疾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现在我体会到了没有学者的呼吁是不行的，在我所参加的部委政策讨论中，都要替老百姓呼吁。我不到那里去讲什么学术，我们就讲中国实际情况，你的政策调整应该是什么。”
    对于社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胡鞍钢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经历过下乡插队、返城就业的那一拨人，是结构调整的最大输家。一个人不能在一生中为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包括重大失误付出代价，来单独承担成本。研究失业问题，你可以轻描淡写地去谈下岗多少多少人，后面意味着什么?多少人的痛苦，作为学者不代表社会的良知，谁来代表?!作为学者就是要影响决策。那时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一直讲“就业优先论”，后来，在十五计划里就写入了创造就业的内容。    
    胡鞍钢认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农产品价格还可能下降，“农民将成为中国入世后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目前农民出卖劳力的收入已超过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因此，提供和创造农民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是今后中国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他同时也强烈抨击中国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和公共事业出现部门垄断、地方割据的“利益集团”，农村电价过高、电信资费下调、铁路票价上涨、民航机票禁止打折、教育部门乱收费等，这些行业提供的产品价格昂贵而生产率低下，消费者蒙受巨大损失，更使农村地区处在不公平地位。“我们分别对地方干部和企业家如何看待当前各领域腐败程度进行问卷调查，他们一致认为，当前中国最腐败的领域是垄断行业。反垄断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大势所趋。”胡鞍钢认真地说。
    他的一些惊世骇俗言论也招致某些利益受损的地方官员的抨击。1994年，胡鞍钢因其“特区不特”的理论引起轰动。那几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被内地特别是京城的部分经济学家们极为看好，他们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报告常常是充满了溢美之词。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纷纷登上了南下淘金的列车。而胡鞍钢不为所动并敢于逆流而上，以他无遮无掩的宣告于天下的方式引发一场争论。如今，“特”与“不特”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事实是中央领导已采纳了胡鞍钢的大部分建议。
    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到影响中国最高决策的学者，胡鞍钢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也走过了20多年曲折痛苦历程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劳动，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国情研究的路上，“半路出家”的胡鞍钢不允许自己停下脚步，他逼迫自己不断有更多的创造与奉献，既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为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再度辉煌。
                                           摘自《科学决策》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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