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末，在“责任中国”——人民网2008年度系列评选活动之“十大最强声音”评选中，李源潮的“不用不讲原则的‘老好人’，不用不干实事混日子的人”的讲话备受网友欢迎，位居“十大最强声音”首位。
    在执掌中央组织部的这一年，李源潮在不同的场合曾经发出过很多强有力的声音，痛陈官员各样恶习，针砭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施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体改革措施，强力推行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在全国掀起一阵不小的“治吏风暴”。李源潮鲜明的个性特点、富有远见的观点和思路以及铁腕的风格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论家评价说，这是一个既能够看到问题，又敢于行动的领导人。
    大背景下的大改革
    2007年12月，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李源潮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用“四种眼光”做好新形势下的组织、干部工作：要用面向世界的眼光来认识组织、干部工作；要用服务全局的眼光来谋划组织、干部工作；要用历史进步的眼光来研究组织、干部工作；要用创新发展的眼光来推进组织、干部工作。
    这是公众视野中作为中组部长的李源潮较为正式并且高调的第一次亮相，他明确提出了2008年及今后一段时期选人用人总体目标要求。
    此后，他的每一次亮相和讲话，都在逐步揭开组织T作的“神秘”而纱。现存看来，公开和透明，提高组织工作的公信度已经势不可挡。
    在各种场合，以符种方式，他多次重申，重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这样旗帜鲜明的表态，这存组织_T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实属鲜见。而且他爱用大白话，人们听了很痛快。
    2008年1月，署名为“仲祖文”的中央组织部评论文章《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连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下来，李源潮的许多讲话，都赢得好评如潮。2008年8月中旬，存全国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上，李源潮提卅“一重用四不用”选任干部标准：“要重用那些政治坚定，有开拓创新精神，工作有实绩，清正廉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用那些以权谋私、为己干事、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不用那些不负责任、拉私人关系、投机钻营的人；不用那些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老好人’；不用那些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2008年10月，李源潮在《求是》上撰文：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2008年12月，在黑龙江考察的李源潮表示，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想干事、干好事、会干事、不出事的人受到重用，让说空话、大话、风凉话、泄气话的人没有市场。
    “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变革。目前中国改革到现在这个阶段，究竟应该将什么东西放到一个重要地位?我认为选人的理念和价值观念非常重。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理念的改变，就不可能把高水准的人才选拔出来。”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接受《中国改革》采访时说，造就一批高水平的领导干部，对推进下一轮的改革非常重要。
    这一年，组织部门采取一系列的举措，确实存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明显的改进。
    2008年3月，南京16名市管剐职干部电视直播演讲答辩，公开PK，竞争4个局长职位；2008年7月，贵阳市委同样通过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的方式最后决出区(县)委书记人选。“吉林、广东、河南、浙江等六七个省都存大力推m本省的官员选举。这种现象，在四五年前很罕见。这本身就是一个改革，就是用人制度、用人取向的改革。”政论家马立诚在接受《中国改革》采访时表示。
    汪玉凯更是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改革，“我们可以把行政职务的副职公推公选，行政职务的正职，基本上很少公推公选，党内的一把手更没有过公推公选。”而且，公推公选让这些候选人在电视上亮相，然后让老百姓打分，完全社会化，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中共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这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现在只是在部分地方进行一些探索，但显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这将给下一步更大范围扩大改变选人、用人方式提供一种示范。
    “最重要的是通过官员选拔制度的改变，加大社会公众的选官用官选择的权利，这样我们的制度才能有所保证。”正在推进官员制度改革，正在朝着越来越有利于老百姓在选拔中获得更多自主权利的方向上发展。汪玉凯认为，这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发展的大方向，大的布局正在改革。
    “改革到30年中有好多改革难度越来越大，必须要突破，在哪里突破呢?我们一直在探索。无疑，在改革政府、改革选拔用人制度的任何一个点有突破，对我们整个体制改革都将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他预测，这将有可能发展成为下—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如果这个突破口能够抓住，对其他方面改革有非常大的作用，冈为，我们政治运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作出的干部制度改革安排的大背景下，由一个有着独特的个人视野和感悟，同时又有深刻的体制认知度及积累了相当工作经验的人，来大力推行改革是合适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对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的分析和判断都相当出色，并且他还敢于行动。显然，最后这一点最重要也最复杂。
    在汪玉凯看来，李源潮正是这样一位既能够看到问题，又敢于行动的领导人。
    被普遍看好的中组部长
    这是一个很有分寸感的人。与其交往的人对他的普遍评价是：温文尔雅，待人接物非常漾和；他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嘴角微微上扬，分寸感极强。
    尤其在老同志口中，李源潮的口碑相当不错。栾孟霞曾长期存共青团主管的《中国青年》负责编务工作，李源潮在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因为一次谈话，李源潮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高级职称评定，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源潮是评委会主要负责人。那时候，栾孟霞已经是《中国青年》的老编务了，在工作业务上也表现出色。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其他编辑记者都有很多作品，而她却没有。“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但是，编务跟记者编辑不同，编务有编务的那一套，如果都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认为并不合适。”
    材料上报之后，直接负责的领导建议栾孟霞找他们的最高领导李源潮谈谈，“当时我也想，他平时挺平易近人的，总是老前辈老前辈地叫，那就去找找他吧。”
    栾孟霞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栾孟霞的材料。“他跟我说，我看了你的材料很感动，老同志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在兢兢业业地做贡献。虽然你没有很多的作品，但你在业务上和在技术上，一直当领导的得力助手，老同志的付出和努力是应该得到肯定和尊重的。”栾孟霞当时听了，心里特别感动。她最后也评上了副编审。
    栾孟霞说，当时的老同志都特别愿意去找李源潮，“因为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愿意耐心地倾听和帮助解决问题”。他们觉得他特别适合搞组织工作。
    在我们的采访中，这个观点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并且，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提到了一个人来进行佐证，这个人叫仇和。
    这大概是当下最富争议的地方官员。争议始于他在主政江苏宿迁时期，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改革。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幸运的是，仇和反而因此得到了重用，被提为江苏省副省长，后调往云南任省委常委、中共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的被重用和升迁正是发生在李源潮主政期间的江苏。政论家们认为，这与李源潮近年在江苏进行的官员选拔任用以及监督等方面的探索不无关系。“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命运。这反映了用人理念的重要性。在这里，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得到了肯定。”
    吕日周自己曾经说过，仇和命好，他自己的命不好。仇和在江苏，吕日周在山西。江苏是一个开放发达的地区，山西是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地方。“开放发达地区对改革者的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比较高，封闭落后的地方对搞改革的干部压力很大。这就是吕日周讲的‘命’的问题。”马立诚分析。
    在他的观察中，近年来中共用人取向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更加注重官员的改革实绩。  “有改革政绩的官员，能通过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往往更受重视。”
    长期关注中国改革的美国记者库恩在采访李源潮的时候曾经提到，在西方看来，只有那些因循守旧、四平八稳的官僚才能在党内获得升迁。李源潮对此进行了反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敢于冒风险的人都获得了提升，这激励更多的人在改革中朝前跑。”
    马立诚说，“从仇和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吕日周搞改革}}1名比仇和早一点，那个时候用人取向的变化还不明显，而仇和正好赶上了。”
    李源潮在江苏探索和积累的一些人事制度方面的宝贵经验，如今，有机会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了。他被认为是一个极其合适的中组部长人选。
    让“显规则”取代“潜规则”
    早在李源潮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铁腕治吏”的名声。
    2001年12月，李源潮到任南京不久，就宣布了关于市政公用系统个别干部在宁波酒后闹事事件的处理决定。他在会上强硬地表示：“今后谁倒南京干部形象的牌子，市委就摘他的牌子。”
    其后，在南京首创“万人评议机关”活动，把公众监督制度化，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那次“万人评议机关”活动在一个多月中，实际参与评议的人数一万一千多人。当年南京市委根据评议结果，提请市人大免去了评议中排在末位的房地产管理局和市容管理局的两位负责人，对另外三名局长进行“戒免谈话”，一时间南京上下为之一震，政风大变。就任省委书记以后，他继续以其“铁腕治吏”的风格着手整肃江苏官场，并把“万人评议”向全省推广。
    到任中组部部长后，李源潮以同样的铁腕开始整治“吏部”。
    在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上，李源潮明确要求，“用人上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
    2008年10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几天之后，中组部制定了《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并向全国组织系统印发了《组工干部“十严禁”纪律要求》。再次彰显了中共严厉整治官场的决心。
    在此之前，我们的廉政制度更多的是针对官员本身，而鲜有直接针对选拔官员的系统。这一次，李源潮提出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力争用3至5年时间，使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目标。
    这样严厉的措辞和这样坚决的态度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这表示他们承认了不正之风的存在并且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从组织系统本身来看，我们的人事权力是比较集中的，在这种环境下，‘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之类的说法本身就表明组织部门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用人不正之风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已经破获的一些案子也说明人事腐败的确很厉害。”
    “基层干部是干出来的，再往上的干部是吹出来的，再往上的干部是跑出来的”。在中国官场，这样的“潜规则”耳熟能详。然而，在2007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仲祖文评论《干部选拔要让显规则取代潜规则》之前，我们甚少在官样文章中看到“潜规则”这个名词的出现。令人们惊讶的是，该文总结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拉票是正常的，不拉票是不正常的，谁不拉票谁吃亏”，似乎是当官的“潜规则”。
    该文表示，“潜规则”是一种严重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加以铲除。
    “但这种局面不可能一天改变，必须要有一些实实存存的举措和工作才有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目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力图通过改变和扭转这个局面和存在的问题，这是汪玉凯的判断。
    像江苏之前做的那样，中组部决定从2008年起每年7月，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任用满意度民意调查。这是全国范围的一次民意大调查，也是对组织和干部工作的一次大的检阅和监督。
两件大事：吸引海归和培训县官
    在李源潮的视野中，世界的眼光始终是重要的。这或许与他曾经长时间主政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有关。
    2009年前后，李源潮频频出席海外留学人员组织的各种联谊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宽的眼界、更宽的思路、更宽的胸襟，做好吸引和用好海外留学人才工作。
    正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遭遇衰退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根据该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国将在未来5～10年引进海外千名高端人才，也称“千人计划”。
    他曾表示，痛感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的不足。“在这个阶段，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特别急需处在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熟悉国际市场和国际规则的优秀人才。”
    事实上，在李源潮主政江苏期间，就曾积极地组团到海外招兵买马。
    在2003年的时候，江苏急需2000多名高科技人才，李源潮甘当江苏的形象大使，曾经先后两次率团专门到韩日、北美地区招聘人才。在招聘过程中，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宣传江苏，而且多次到招聘现场和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回国创业。李源潮说：“可以回去看一看，试一试，好就留下来，不好再回来，回去发展的机会多一点。”他给很多留学生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和自己联系。
    那时候，江苏的发展已经让他深切感受到了人才的重要。“因为江苏未来的优势只能寄托在人才身上，人才是打造‘中国创造’最重要的棋子。”
    因此，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李源潮也颇有心得。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很看重的是知音，你要重视他的价值，了解他的需要。“我们要使有技术的人才，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我们有一些制度，约束了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还要靠我们的改革。而改革不是个别能够解决的，我们要整体推进。”
    在当下，李源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符合国情的科研和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社会氛围，从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关心支持留学回国人才，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的创业事业。
    这已经吸引了部分海外留学人员的关注。这个时候，“抄底”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件大事。
    2008年末，在中央的组织工作中还有一件大事：全国县级领导干部集中专题培训。全国近2000名县委书记分别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参加集中培训。
    这是中央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仅组织过两次这样的集中培训。上一次在2006年4月到2007年1月。
    “当改革发展到今天，县级经济的发展也正式提匕日程纳入了整个国家的宏观面，在全局中即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个时候，县级干部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及战略的理解尤为重要。”毛寿龙分析，在前--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是通过中心城市、沿海城市的发展来带动的，县级经济的重要性相对来讲不是很重要。但是，县级经济真正做的贡献是内需，在这个时候，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很重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无论是从发展经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考虑，还是从解决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考虑，如果再不发展农村，必将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包袱。
    “当他们经过中央集中培训之后，不管是视野、观念、能力和行为上都不一样了。这将对整个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汪玉凯说。
    李源潮的要求是：保证平安是第一责任。要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防止矛盾积累和激化。
    显然，2009年，这个任务将异常艰巨。
                                        摘自《中国改革》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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