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孙中山齐名，世称孙黄；

　　没有他，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位不保；因为他，孙中山“十次革命”得以进行；

　　他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隐忍着孙中山的专制跋扈，矢口不谈与孙中山的意见分歧；

　　章太炎给他题写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壹

　　创立华兴会，策动长沙起义

　　庚子（1900年）以后，清政府建立新式教育和奖励留学。1902年春，黄兴被湖北当局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1903年夏天，黄兴从日本回湘后，一面在明德、修业等学校任教，一面联络同志，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三十初度，他邀集革命志士刘揆一、周震鳞、宋教仁、章士钊等十多人召开秘密会议，发起成立华兴会，并被举为会长。这是继兴中会后最重要的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

　　与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主要成员是华侨、活动场所主要在海外不同，华兴会主要成员是新型的知识分子，活动范围以两湖为主，扩及安徽、四川、江西、江苏和上海。

　　华兴会不仅有明确的反清革命宗旨，而且一开始就把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策略，为此专门建立了黄汉会与同仇会，分别运动军队、联络会党。

　　华兴会拟定甲辰（1904年）10月西太后70生辰全省官员在皇殿行礼时，预埋炸药于其下，以炸毙之，并乘机举行起义。为筹集起义经费，黄兴卖掉了祖传业田，毁家纾难。

　　由于消息泄露，清政府大捕革命党人，黄兴及华兴会主要骨干宋教仁、刘揆一等均被迫流亡日本。长沙起义虽然失败，但成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

　　贰

　　与孙中山联手创立同盟会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经宫琦寅藏、杨度、程家柽等人介绍，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湘籍革命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迅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

　　7月7日，孙中山在返日途中写信给新加坡革命党人陈楚楠，说他去日本是为了“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有论者因此说孙中山这次是为了组织一个大的革命团体，并说程家柽等百余人前往迎接。

　　事实上，孙中山到达横滨当天，宋教仁和程家柽在东京宫琦家中饮酒，直到晚上6点多钟告辞时，都没得到孙中山“船抵横滨”的消息。日本警视厅的档案中记载，孙中山那天在横滨上岸后，只身住进一家旅馆中，并未有人欢迎。

　　数日后，孙中山才得以结识宫琦所说的“非常的人物”黄兴，开始了同盟会的筹备活动。此时离7月30日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只有四五天时间，而距同盟会正式成立，也不到一个月。

　　既没有明确的组党计划，对留日学生的状况又不太了解的孙中山，结识黄兴之后，如此迅速地组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党，的确是个奇迹。筹备过程中，孙中山主张取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的组建过程中，黄兴几乎在每个重要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

　　叁

　　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同盟会主要成员是受反清革命思潮影响的留日学生，盟誓之后就是同盟会会员了。会员可不与组织保持联系，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可以随意参加其他组织，进退出入，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

　　其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反清排满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进行革命、革命地点如何选择、革命经费如何筹集、经费如何使用等问题上却矛盾重重。要维持这样一个松散的团体极不容易。

　　1907年，刘公、孙武、焦达峰、邓文翚、张百祥等百余人，不满意同盟会在南部边陲组织起义的方略，在东京另组共进会，拟联合内地会党，策动长江流域起义。

　　共进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为宗旨，采取会党组织形式，订立山、水、堂、香暗号，并于各省设分会，分会负责人即为起义后之都督，所定旗帜为九角十八星旗。黄兴不赞成他们的分裂做法，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1910年初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东京重组光复会总部，黄兴也表示反对。

　　肆

　　孙中山的专制跋扈

　　作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也有专制跋扈的时候。在光复会独树一帜的当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就舍弃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同盟会的十六字誓词也改为“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不久，孙中山回到东京，谭仁凤要求孙中山改良党务，宋教仁也为此事前去拜访孙中山。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却告诉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孙中山何以有如此说法？孙中山回答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谭人凤是年纪最长又十分耿直的同盟会员，当场批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面对质疑，孙中山无话可说，表示日后再议。由于同盟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积聚，从1907年到1909年，革命党人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倒孙风潮”。

　　伍

　　第一次“倒孙风潮”

　　第一次因经费分配问题引发。1907年2月日本政府劝令孙中山离境，馈赠日元5000元，股票商铃木也赠款1万日元，孙中山用1000元举行告别宴会，只留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2000元，其余悉数带走。

　　章太炎时任《民报》主编，认为总理不该只给这样少的钱，而自己带走巨款。他指责孙中山私用革命同情者的款捐，是“出卖民报”。几个月后，孙中山策划的广东潮、惠起义均告失败，章太炎又得知孙中山托人从日本购买的军械都是一些破旧的东西，因而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章太炎的要求得到了东京许多同盟会骨干的支持。

　　刘揆一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他写信给陪同孙中山的胡汉民，建议他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刘揆一又将情况辗转告诉在外策划起义的黄兴。

　　黄兴得到消息，即日复函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会众遂欣然安之。”第一次倒孙风潮得以平息。

　　陆

　　二次倒孙风潮与旗式之争

　　1909年初，曾经担任《民报》主编的陶成章到新加坡向孙中山索要3000元《民报》印刷费，未有结果；请孙中山介绍他去筹款，也未答应。陶成章顿生恶感，联络南洋的同盟会员李燮和等八人，起草了一份《公启》，提出“孙文罪状十四条，善后办法五条”，要求改组同盟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

　　陶成章带着这份《公启》到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黄兴出面拒绝召开同盟会本部会议，拒绝散发《公启》。并与谭仁凤、刘揆一联名写信给孙中山，指出陶成章等人的错误，同时又“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化解了这场激烈的“倒孙风潮”。  黄兴对孙中山也是有看法的，1907年初，他们因讨论国旗的图式发生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又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而倾向于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孙中山指责用井字旗有复古倾向，声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黄兴十分不快，“欲退会断绝关系”。宋教仁日记认为旗式之争不过是一个小问题，只是触发点，其根源在于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后来黄兴冷静下来，写信给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余今为党为大局，已勉从先生意耳。” 两次倒孙风潮，同盟会的领导骨干都拥护黄兴作总理，而黄兴自己却始终在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柒

　　亲自指挥反清武装起义

　　起义、鼓吹、暗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武装起义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孙中山说自己发动“十次革命”，亲临战地的只有镇南关一次，而大多数都是黄兴亲自指挥的。

　　1912年出版的《东方杂志》，有一篇《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以当时人的观点记述了十年之中发生的革命运动计有16次，其中至少九次是黄兴参与策划和领导的。特别是在钦廉上思，黄兴率200人抗击大部清军，且历时40余日。

　　1924年2月，孙中山对驻穗湘军发表演说称赞道：“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他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支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

　　“革命运动之最剧烈者”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黄兴参与筹备并亲自指挥的，“攻督署”的壮举也是他亲自带领革命党人做的，他被打断了一根手指。武昌起义后，黄兴受命为革命军总司令，率领民军与全副武装的北洋军血战经月。十年后，陈独秀还赞扬黄兴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军人”。

　　汉口、汉阳曾经相继失守，鄂军将领也对他多有微词。但同是湖北的革命党人居正对此却有比较客观、深刻的评价：“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

　　捌

　　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汉阳失守之后，1911年12月1日黄兴到达上海，12月2日南京光复，定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15日，各省代表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规定在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并选定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

　　两天后，黄兴电辞大元帅之职，并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各省代表会议随即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黎大元帅暂住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12月22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并函请黄兴速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也接受了这一重任。过去，不少论著都说黄兴拒绝接受副元帅的职位，从而使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孙中山的归国才得以打破这个僵局。实际情况是，当黄兴受命准备赴南京组建临时政府时，得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的消息。他对李城说：

　　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

　　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玖

　　革命党在民国掌权最久的人

　　12月25日孙中山在胡汉民等人陪同下达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一事也被提上了同盟会的议事日程。胡汉民的自述说，“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而决，遂开最高干部会议于孙中山寓所。”

　　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同盟会主要人员讨论决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因此，12月27日的《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出现了如下记载：“王正廷报告，前数日黄克强君已允来宁组织政府，迨孙中山先生抵沪后，黄君又变更主张，请速由代表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各省代表会议接受了黄兴的主张，于12月29日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之所以变更主张，是他从革命大局出发“服从党议”的结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而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之后，黄兴还在南京留守任上直到1912年6月中旬，是革命党人在民国掌权最久的一个。

　　拾

　　坚决反对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

　　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远在日本九州医治喉癌的蔡锷写挽联称：“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1988年底长沙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前夕，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报了一个论文题目，叫做《黄兴与朱德》，并写信称“（克强先生）的宽厚的品德，生前与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

　　黄兴从1905年开始到1916年去世，十余年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与孙中山也发生过三次严重的矛盾。第一次国旗图式之争后，他在领导各次起义时仍用青天白日旗。

　　第二次是关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孙中山责备黄兴，说他在宋教仁遇刺后首倡“法律解决”，贻误戎机。实际上，二次革命与民国初年厌乱而思治的民心不符，与贻误戎机无大关系。但黄兴致书孙中山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黄兴对此作了深刻检讨，也婉转希望孙中山有所自省。

　　第三次是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坚决反对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和盖手指模的规定，他坚持不参加中华革命党，不另立门户，并为此避走美国，给孙中山留下放手实施自己主张的空间。孙中山和陈其美都有诿过于他，但他从不反击，并矢口不谈他与孙中山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