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他说：“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儿，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眼里，我们俩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跟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会像后来渲染的那么势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将领，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
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我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分，但更多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出生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父亲：“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肤施(延安)做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来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亲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们，带我们三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中经历的最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针般粗细、像筷子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于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
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父亲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那样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历史地位而编写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后来成为全国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借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就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做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
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中，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自他手，而他每次出手，
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做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年只有二十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限。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地带，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批斗的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9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后，他慢慢能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
亏毛主席的意思。
现在回想，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清官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奶奶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想借机去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待了10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卅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4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打击都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新中国成立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我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新中国成立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革”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他。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
父亲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 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里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是不是写的我们这个，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后，他很感慨地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出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竞又会引发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稂，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父亲在这一次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使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日，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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