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
在举国上下隆重欢庆这一盛事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之献出生命的先烈。
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纪念；他们的思想，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这些先烈，既包括无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也包括各界爱国民主人士。
杨杰将军，是爱国民主人士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代表。
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议，发出了全体会议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唁电：
“惊闻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人，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人，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设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同时还发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杨杰将军家属的礼鉴：“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这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一位为民主事业奋斗而遭受惨祸的中国人所能给予的最尊贵最隆重的礼遇！
能得到如此礼遇者，杨杰将军是空前绝后的唯一一人！
军中公认的名将
杨杰，字耿光，1889年生于云南大理。1905年就读于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后入保定军校学习。1907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陆军预备士官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杨杰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开始其戎马生涯。此后在多起战役中，杨杰屡立战功，不断晋升，1921年时已晋级陆军中将。但杨杰却于此时自愿放弃中将军衔，再次留学日本，入日本陆军大学校学习，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
1924年，杨杰重返故国，先后担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军官教育团教育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等要职。
杨杰是军中公认的名将。早在1912年的黔东战役中，杨杰便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被滇军视为建立“奇勋”之人。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时，杨杰以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的身份跟随在蒋介石身边。军队到达济南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日方害怕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便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对济南发动武装攻击。蒋介石畏惧日军，要第一集团军全面撤退。杨杰见此情景，耐心地向蒋介石分析当时的形势，劝说蒋介石不可中了日军的诡计，提出可以改道继续北进，避开日军，以收北伐全功。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后，最终采纳了杨杰的建议。结果很快将奉系张作霖驱逐出关，取得胜利。杨杰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支军队一度胶着于陇海路中段郑州—开封—兰封—考城等地。蒋介石无法挽回劣势，九次电邀杨杰南下问计。杨杰南下后，双方混战正急。蒋介石总部驻扎柳河车站，大部分军队已派往第一线，留在身边的只有一个特务营。此时，突然来电：“敌军一个骑兵大集团正在向车站急进。”蒋介石十分惊慌，因为根本无法调回军队支援，以己方一个营的兵力对付对方一个骑兵大集团，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急忙问计于杨杰。杨杰急中生智，说：“现在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解释，你可以立即告诉站上，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车头。”蒋介石没有别的办法，对杨杰的话言听计从，马上照办。这样，当敌军大举进攻车站的时候，杨杰令列车向北急驶，等开出二三十里地后，马上向南急驶。敌军因此跟着列车跑来跑去，很快筋疲力尽。对方指挥官看见这样不是办法，于是改变行军路线，派兵去烧附近的机场。杨杰了解到：此前，空军有些轰炸机因找不到目标，没有投弹，刚刚返回机场。按当时规定，如重磅炸弹使用未完，不得留在机场降落，以免发生爆炸。现在事出变化，杨杰当机立断，下令飞机马上降落机场，但不准卸下炸弹。如此一来，敌军火烧机场时，重型炸弹先后爆破，震耳欲聋。敌军以为中了埋伏，赶紧撤退。杨杰乃下令特务营乘机冲出，迅速打退了敌骑兵集团。蒋军此次以少胜多，多亏了杨杰的指挥，蒋介石笑眯眯地对杨杰说：“耿光！不是你在此，我们一定当了俘虏了。”
有段时间，蒋介石在冯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打算撤退。杨杰力陈退则全线溃乱，对己方极为不利，建议再苦撑几日，稳住阵脚再以良策克敌。蒋介石采纳了杨杰的意见。杨杰继续出谋划策，在争取张学良，麻痹阎锡山，中立桂系，集中力量攻打冯玉祥，为蒋介石扭转战局方面，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因此对杨杰更加信任。
杨杰曾先后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等要职。他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主持陆军大学几年后，为弥补自己的不足，杨杰主动申请到欧洲各国考察军事，增长见识。一年后回国，他在军事教学管理方面的能力明显增长，引进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陆军大学教学质量日益增强，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前来就学。在陆大学生岳星明的记忆中：“首先最著名人士当数冯玉祥，那时他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对杨杰颇为尊重敬佩。记得蒋介石主持第11期开学典礼时，冯玉祥也曾参加，我们看见冯表示要来陆大求学愿望时对杨杰作一长揖。”
除实际工作外，杨杰先后撰写《战争诀要》、《总司令学》、《保留城垣意见书》、《军事与国防》、《国防新论》等多部军事论著，成为与蒋百里齐名的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绝不为亡者之臣
作为国民党重要将领，杨杰与蒋介石之间曾有过很亲密的关系。然而，由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使二人关系逐渐疏远，最终分道扬镳。
杨杰自始至终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蒋介石则在孙中山去世后，企图消灭共产党。杨杰对此明确反对，他非常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极不满意的，他主张中国人团结一致、积极抗日。1938年至1940年，杨杰出任驻苏大使。在苏期间，他经常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密谈，受到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取到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贷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他仔细研究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及军事国防，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回国后，杨杰多次主张改革内政，实行对苏友好政策，遭到蒋介石的不满，只授予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留居重庆，还派人秘密监视。
杨杰为人刚直不阿，渐渐看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堕落，非常不满。这种心理促使杨杰从蒋介石的亲信转化为蒋介石的政敌。一次，有位黄埔学生问起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这个人，不足与之共事。”他还指出：“蒋介石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按总理（指孙中山）‘天下为公’那样办事。恰恰相反，他私心太重。就拿你们黄埔学生来说，虽同是黄埔生，但浙江籍的黄埔生和非浙江籍的黄埔生就是不一样。至于黄埔与非黄埔，那就更不待言了。”
1943年，符昭赛在重庆与杨杰相遇。这虽然是杨杰最倒霉的时期，但杨杰却对符昭赛说：“我现在在炼铁锤，侍机再起。铁锤炼好后，只要一敲，那些王八蛋立成粉碎。”又说：“我将来必做王者之师，霸者之友，绝不为亡者之臣，蒋介石已走下坡路，他要请我出来，我也不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试图依仗明显的军事优势，“戡乱建国”。国民党将领纷纷迎合蒋介石的旨意，发出不切实际的狂妄言论。杨杰将军洞察全国军事形势，在讲学中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蒋介石的言论不切实际，并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天赋予我们和平建国良机，因此全国民众渴望团结、和平、民主。我主张各党各派捐弃成见、精诚合作，惩治豪门贵族、贪官污吏，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安辑流亡，优抚抗日阵亡将士遗属和复员将士，兴办建设，实现总理遗教。”
随着杨杰公开指责蒋介石的言行越来越多，蒋介石对他的监视越来越紧密。
黑名单上第一人
杨杰向来敢说敢做，不畏强暴，他得知蒋介石在重庆派人监视自己，有一次请假为母亲办丧事时，当面要求蒋介石不要派人监视自己，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杨杰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他密切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将西南的爱国人士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他与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军阀刘文辉、邓锡侯、龙云、卢汉等都有往来，国民党重要人物张群、朱绍良、杨森也经常与其往来。重庆行辕正副参谋长萧毅肃、刘宗尧及川东供应局局长邱渊、云南供应局局长乐韶成是杨杰的得意弟子，随时向杨杰请教。因此，杨杰在西南绝对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人物。
蒋介石曾试图拉拢杨杰，亲自召见，希望杨杰担任云南省主席，并解除云南龙云的势力。杨杰当场拒绝。蒋介石见杨杰不能为自己所用，十分顾忌，加紧监视，甚至买通杨杰的姨太太偷取文件。杨杰干脆以养病为借口，迁居昆明，一方面为了摆脱监视，一方面为自己更好地进行民主运动。昆明属于卢汉的地盘，卢汉虽然受蒋介石管制，但对蒋的势力有所抵触，尤其是在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已如西山落日，卢汉也在是否脱离蒋介石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昆明的民主氛围十分高涨，杨杰如鱼得水，四处宣传自己的主张。同时，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所特有的威信，组织策划川、康、滇军队起义，由此引起国民党特务机构保密局的高度警惕，将杨的行为一一上报。杨杰对此也有所耳闻，可是他不怕。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惶惶，莫知所从。留在重庆山洞的陆军大学部分教、职、学员二三百人，由该校研究室主任杭鸿志出面，邀请杨杰去该校讲一讲当前形势。杨杰不避危险，演讲一个多小时，深入细致地分析局势的变化，他批评蒋介石政府政治上毫无办法，军事上士气颓败，指挥不当，大败是意料中事，并断定当时的江防部队阻止不住解放军的渡江，明确地说：“我看红是红定了。”这些话给到场的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在迷茫中认清了方向。杨杰进一步指出，再跟着蒋介石走，必然走向绝路，只有弃暗投明，投靠共产党，才可以走向光明。为解除教职员工的顾忌，杨杰讲述了苏联对帝俄时期有一技之长的旧军官十分重用、优待的情况，以此做比较，说明投靠共产党不会受虐待，反而会受到优待的道理。经过耐心的分析阐述，终于帮助陆军大学教职员工丢掉包袱，下定起义投明的决心。
1949年6月，刘文辉计划在四川各地号召失意军人和帮会组织起义，各地失意军人响应者众多。此事直接受杨杰的策划与支持。七八月间，杨杰加紧革命活动，在昆明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戢翼翘带一封信给黎又霖，转给周崇化和周幼时，要他们联络川康地方军人准备起义。
蒋介石曾多次想向杨杰下毒手，但鉴于杨杰在西南的影响，总是有所忌讳。可是，当蒋介石得知杨杰策划陆军大学教职员工起义的消息，并从特务手中得到杨杰指使川康军队起义的密信后，他决定不惜代价除掉杨杰。
1949年9月，蒋介石在云南进行“九九整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他亲自拟了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第一人就是杨杰。
虎口脱险
当时，杨杰与云南省省长卢汉相交甚密。卢汉每逢大事，总要请杨杰商议。蒋介石曾命令卢汉向杨杰下手，但卢汉没有执行。而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也成为保密局特务不敢轻易杀害杨杰的背景。
蒋介石一面向卢汉施加压力，一面在不久后召见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当面下达暗杀杨杰的命令。接着，毛人凤发密电给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令他三天之内完成刺杀任务，不得违抗。
形势既如此紧迫，沈醉迅速召集几个专搞暗杀的特务来他家一间小会议室密谈，指示他们于当晚杀掉杨杰，并事先设定了两个方案。
计议已定，特务们离开沈宅。沈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估量着此事十拿九稳。没想到，他的母亲突然从小客厅通往阳台的门外闯了进来。原来，沈母正好坐在阳台上看书，沈醉与特务们的密谈都被她听到了，她气得浑身颤抖。
由于沈醉以前从不把公事带回家中处理，沈母只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政府官员，并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事情。沈醉又是一个孝子，对母亲的话向来不敢违背，沈母常教导他与人为善，他总是满口答应，对自己的特务活动非常隐蔽。此次由于保密局云南站缩小机构，沈醉被迫将办公地点搬到自己家中，没想到竟被其母知道了。
他看到母亲激动绝望的样子，跪在地上解释说：“这都是上面的命令，我自己并不想谋杀杨杰，可是身不由己。”
沈母不肯原谅儿子，痛斥他不该为虎作伥，不该随便杀害好人，还要与他断绝母子关系。
沈醉慌了，一面安慰母亲，一面将特务们召回，声称情况有变，以后再刺杀杨杰。
沈母深恐沈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于是天天注意杨杰的行踪，使得沈醉终于没敢对杨杰下毒手。
毛人凤等不甘就此罢手。不久之后，他们命令沈醉将全家送往香港，准备以后更好地采取行动。实际上，这是以沈醉家人的安全为要挟，逼迫沈醉尽快动手。与此同时，蒋介石于9月间召见卢汉，提出要在昆明实施大逮捕计划。卢汉为麻痹蒋介石，假意表示同意。毛人凤当即急电沈醉，要沈迅速部署行动。沈醉立即召集特务头目，将他们可以掌握的近千名特务及武装部队人员组织起来，做好了大逮捕前的一切准备。并命令监视杨杰的几个特务随时做好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即可将杨杰逮捕。
1949年9月9日，当卢汉专机返回昆明时，毛人凤派遣的以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为首的大批特务也随之前往，一场血腥的大逮捕行动开始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逮捕杨杰。
然而，就在特务们恶狠狠地冲入杨宅时，却发现杨杰家中早已人去楼空。
杨杰究竟是怎样虎口脱险的？特务们抓获了正好前往杨家的民革教授陈复光，严刑拷打下得知：杨杰是由民革一位负责人朱剑飞以杨漱石的化名代买飞机票，并藏在朱剑飞汽车车座后面，躲过特务监视而走脱的。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走的消息，雷霆大怒，严令一定要查出杨的行踪。毛人凤乘飞机赶往昆明，大骂沈醉。沈醉自感“理亏”，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从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和信件，递给毛人凤。
从杨杰养女的一本日记中，特务们发现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于是，暗杀行动即刻在香港展开。
无法弥补的损失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毛人凤亲自物色得力人手，组织暗杀杨杰的活动。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叶翔之正好在香港，执行暗杀前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行动。毛人凤于9月17日打报告给广州的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让他转告叶翔之，暂缓暗杀龙云，先除去杨杰。叶翔之受命后，马上出动特务，四处寻找杨杰在港的具体住址。一位名叫李元山的特务找到了伪装成民主人士的军统分子卢广声，从其口中得到杨杰的详细地址。卢广声还说：“要动手赶快动手，因为杨杰很快就要离开了。”叶翔之于是迅速上报，并很快部署了暗杀步骤。
郭旭曾亲耳听叶翔之本人叙述暗杀杨杰的经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9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叶翔之由香港飞到广州，来到我处，拿了一张当天的香港《星岛日报》给我看，并说：‘杨杰已于昨天下午被我杀了。报上已将杨被刺的照片登出来了。’我看了报上登载杨杰被刺的消息后，问叶进行暗杀杨杰的经过。叶说：‘17日晚，由卢广声处获悉杨杰住在香港轩尼诗道260号四楼同乡家中，日内即将离港赴北平开会。我即亲往侦察杨的住所的环境，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登堂入室，乃假以贺耀组（即贺贵严先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邀请杨吃饭商讨问题，并叫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次日下午4时许，我带了韩世昌（名字记不十分清楚了）等四人前往轩尼诗道260号，看到杨在四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来俯视街上。我即分派韩到杨的住所借送信杀杨，另一人到楼上把风，我和另二人在三楼二楼和楼下看风。当我分配任务时，韩正在吃水果。我把他的水果夺过来扔了，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干了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宅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杨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开了一枪。杨应声扑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被打死，忙转身退出。另一人持枪看住宅内的工人，不许他声张，将电话线割断，将铁门关好反锁后下楼。五人分乘两部的士从容逃逸。次晨，我乘飞机离港，他们四人则乘火车来到广州。”
叶翔之的叙述中有两点可作补充说明。第一，杨杰当时住在同乡李的家中，已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打算即日离开香港前往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杨杰之所以轻信特务，是因为特务们伪造了贺耀组的假信。贺耀组也是从大陆到香港的知名人士，曾与杨杰一道拜访过寓居香港的原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杨杰了解贺的为人，一看到特务们仿照贺耀组笔迹写的信件，马上信以为真，以致引狼入室，遭遇不幸。
关于杨杰被害之事，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人凤等人从查过的信件中发现杨杰常与一个叫李宗理的人书信往来，于是将这些资料转给叶翔之，叶翔之等人乃冒充李宗理的名义和口气，模仿其笔迹给杨杰写信，获取信任，然后借机使阴谋得逞。
另一种说法是，直接凶手并非叶翔之等人，而是曾任军统广州湾直属行动组组长的陈家庆。据说陈家庆是以卢汉的亲笔函为词赚门而入，刺杀杨杰的。
笔者认为，还是以郭旭的说法更为可信，更与事实接近。毕竟，郭旭是当事人，且由于参与这一案件，得到400银圆的奖赏。而叶翔之、韩世昌等也获得巨额奖赏。
郭旭的说法还可以由沈醉印证，沈醉解放后曾回忆：“杨先生在港被害的消息在报上公布的时候，我去见毛人凤，因他一直到深夜才看完文件入睡，所以起来很迟。我把报纸给他看时，他也从文件中抽出一份台湾发来的加急电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叶翔之打给他的，说刺杨任务已完成，全部特务已安全返回。”
后来，蒋介石由重庆撤到台湾后，曾专门召见叶翔之，当面“嘉奖”，并颁发了所谓的“忠勤勋章”。从这件事上，可以侧面看出，杨杰对蒋介石的威胁有多大。反过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杨杰将军的去世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永远的纪念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于天安门广场。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闭幕的时候，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致辞完毕，全体代表脱帽致哀。默哀后，毛泽东走出行列，以庄严洪亮的声调宣读了大会通过的、由他本人起草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些文字深深地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来瞻仰。
杨杰将军，无疑是人民英雄中的一员！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