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为毛泽东所了解是在1964年。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专列停在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邯郸火车站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陶鲁笳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用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3个字，然后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大识字，但讲话很讲辩证法。毛泽东听后更感兴趣了，他告诉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送给他。之后，毛泽东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委了解到大寨的实际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十分赏识。

       在“文革”中，陈永贵对毛泽东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宣传大寨经验上，也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但是，他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 “四人帮”从心里瞧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同他握手，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这些，陈永贵心知肚明。他对“四人帮”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见面也不打招呼。

       “九一三事件”后，  “四人帮”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想利用大寨的名气，在那里搞一个“批林批孔”的“点”。对此，陈永贵不买账。他坚持大寨搞政治运动，搞生产，都要自己搞，不要别人插手，不当“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陈永贵也坚持大寨自己搞运动，不让别人插手。而且，他还坚持，搞运动，不要误生产。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候，大寨仍然抓生产，并且连年取得了丰收。看到大寨取得丰收，江青等人又想把大寨连年丰收说成是“批林批孔”的成果。对这一点，陈永贵也不买账：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说：  “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大寨算一个典型。陈永贵立即接过话茬说：不对，没有“批林批孔”，大寨也连年增产。陈永贵的话，给了姚文元一个软钉子，使姚文元很尴尬。由于陈永贵的抵制，在“文革”中，  “四人帮”始终没有机会把大寨当作他们抓的一个“点”。

    “四人帮”见陈永贵不买他们的账，便抛开大寨，于1974年7月另搞了一个小靳庄、与大寨“争春”。但是，陈永贵并不理睬，也不学小靳庄，而是自己照样干自己的。那时，陈永贵多次在山西省的干部和大寨的干部面前说：小靳庄不搞生产，光是靠唱歌唱样板戏，能打出粮食来吗？他特意嘱咐大寨的干部，有人问小靳庄的经验好不好，大寨人学不学，你们就说，离得远，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谁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对小靳庄的经验，不表态。那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学小靳庄，大寨就是不学。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华国锋、陈锡联、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都先后来到了大寨。

       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江青一到大寨就对郭凤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大寨来吗?我是要把大寨搞成一个点，要同修正主义斗争，我要大寨人也评《水浒》，同修正主义斗争。郭凤莲一听，心都要跳起来了，她听不懂江青的话，没有表态。第二天，江青又去找陈永贵讲大寨人要评<水浒)的事，陈永贵很客气地对她说：我们农民不懂得《水浒》，只知道种地。江青说：那样的话，你们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和社员大会，我直接和他们讲。没有办法，陈永贵只好让郭凤莲在9月12日召开大寨干部和社员大会。江青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先说道：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好，比我好，记忆力强，吃饭好，心脏好。在一旁听着的陈永贵从心里对江青的这个话反感，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江青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江青见陈永贵不耐烦了，便转移了话题，大讲起评《水浒》来。她说： 《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是投降。现在，我们党内就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搞投降主义，向修正主义投降。你们要同修正主义斗争。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十次路线斗争，以后还会不会有第十一次、第十二次路线斗争？肯定会有的。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告诉江青：社员们该上工了，时间不多了。江青还要接着讲，陈永贵趁江青说话停顿时，马上宣布：散会。对此，江青心里很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