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１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１３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５０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１４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１２月１５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１２月１７日，北大５０周年校庆正值胡适５７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１９５２年２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么下面几个人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１９４９年１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