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意曾对中国外交助力颇多。图为2008年4月19日，近万名来自法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集会，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本报记者 宋立东/摄
在西方的民意攻势面前，中国吃过不少亏，很多时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现在，中国外交也开始重视民意，学会打“民意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嘉文 实习记者秦逸发自北京 “两人仅进行了10多分钟的简短会谈，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便匆匆离开。”这是媒体报道10月29日东亚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休息室会面时的情景。
从此次的“休息室会面”，到此前的“走廊上边走边谈”，以及中国国防部长与日本防卫相的“电梯见面”，都体现出中国政府为改善中日关系煞费苦心。
但是，日本鹰派外相前原诚司接连炮制的“歇斯底里论”、“中日密约论”、“一毫一厘不让论”以及“适用美日安保论”等，令中国的良苦用心化为乌有。以至于10月29日，随同访问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胡正跃愤怒地说，“日本应该负全部责任。”
在各大网站的网民评论栏上，网民踊跃发言力挺温总理，一些评论后面跟着一片红彤彤的“支持”。一名河北网友说，“对日本很愤怒，支持温总。”
自9月初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中日两国政府间风波不断，两国民众更是展开了一场“示威对战”，两国多个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对方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两国政府的外交回旋空间十分有限。
中日民意之战
就在10月26日，战争期间曾遭受日本大规模轰炸的重庆，数千学生冒雨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他们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从渝中区朝天门、新华路出发，游行至日本驻重庆总领馆，然后在重庆大轰炸纪念碑前举行了集会。
这是自10月份以来，继郑州、西安、锦州以及成都等多个城市爆发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后的新一轮民间涉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多个城市接连爆发反华游行示威，甚至中国驻日大使馆多次受到恐怖威胁，以至于旅日华人对突然出现如此多的“太阳旗”惊讶不已。
两国民众游行示威的消息，迅速在两国舆论中激荡，对立情绪越来越充满火药味。观察人士认为，除了两国政府之间外交龃龉不断外，两国的“民意战争”事实上也已经打响。
中国发生的涉日游行，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首相菅直人第一时间站出来，敦促中国确保日本在华公民和企业的安全，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同时，日本政界人士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国内反日情绪”。
不过，中国民众针对日本的这股民意，不仅得到了政府的理解与宽容，而且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外交学院教授吕凤鼎告诉本报，日本最终释放了中国船长詹其雄，一定程度上是被中国国内舆论的愤怒气势所震慑。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更是欣赏中国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并称之为“组合拳”战略。
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
此次发生的涉日游行，令人想起了5年前那次更大规模的涉日游行。当时主管外交工作、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在回忆录《劲雨煦风》中记录道，“鉴于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中国民众情绪受到严重刺激，出现百万网民联合签名反对日本‘入常’事态。到4月初，发展为全国数个城市发生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过激行动。”
今年10月31日，恰好在日本出席社会活动的唐家璇，在点评当前中日风波时，语重心长地说，“中日关系极其复杂和敏感。”
中国外交亮出“民意牌”
中国外交重视民意，学会打“民意牌”，还是近几年的事。
去年底，就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一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直截了当地提醒美国，倾听中国民众的声音。他说，“中国的民意不可辱、不可欺。”
今年9月3日，在中国外交2009年度画册首发式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说，当前来自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的信息，甚至是网民的意见，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时的重要参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贾庆国告诉本报，几年前，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报告时，就讲到了社会舆论对外交的影响。“这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反映和体现。”
自2005年涉日游行之后，日本外务省加强了对中国民意的研判，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涉日言论。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曾向本报透露，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同行越来越多地亮出“民意牌”，令他们有些头疼。日本政府十分关注中国媒体以及互联网上的涉日舆论，一些重要的涉日文章，会很快翻译成日文送到外交省官员的案头，以供决策参考。
在贾庆国教授看来，中国外交打“民意牌”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举例说，在美国持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跟美国谈判时，多次强调国内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很大，因为很多人认为升值过快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大量人口失业，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就是在打‘民意牌’，政府代表人民，可能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政府不能做。”
而今年7月份因美国航母执意进入黄海演习引起中国网民愤怒，更成为中国“草根民意”助力外交的经典案例。当时，本报记者曾致电美国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询问美方是否注意到中国国内的舆论动向，这位发言人给予了肯定答复。10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包日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也坦承，华盛顿的决策者不仅关注中国的民意，而且决策时还会参考中国民意。
2008年是中国民意“元年”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奉行“外交无小事”，这一原则的结果，就是外交事务远离公众视野，政府的外交政策、意图，甚至外交人员的工作生活，都对公众保持相当的“神秘感”。在政治、安全、军事外交领域，跟公众保持相当距离的外交思维，或许是可以的。但是，随着外交议程的多元化，单纯靠政府一己之力，显然难以有效应付。
对“民意牌”的好处，贾庆国教授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让政府更好地了解社会对外交问题的看法，从而促使政府更全面、深入地思考。”
如果一定要追本溯源，促使政府对待民意态度发生实质转变的因素，不能不提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发生的中西“较量”。
当时，西方媒体几乎众口一词，不断制造话题，向中国口诛笔伐；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时发表言论“煽风点火”。一位身在海外的观察人士坦率地说，那是西方对中国政府发动的一场有计划的舆论总攻，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政府感到难堪，当时中国政府一时陷入被动境地。
直到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以及国内网民，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不断揭露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后，中国才开始凝聚起强大的舆论反击力量。至此，西方媒体以及政客，才慢慢降下声调。这场较量中，“异军突起”的中国网民，成为舆论反击的急先锋。
自此，中国政府才更深刻认识到，对外关系中“草根的力量”。由此，国家对待民意卷入外交事务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
西方民意令中国吃过亏
其实，在利用民意促进外交利益上，西方国家早已是行家里手。
外交学院教授吕凤鼎曾担任过多年的驻外大使，据他的观察，西方国家运用民意的方式手段十分娴熟，并且毫不隐讳。他举例说，西方国家的一些非政府机构，经常会利用所谓的民调来抹黑中国，这些带有偏见和误导性的民调，经过媒体渲染放大后，往往会起到妖魔化中国的效果。吕凤鼎教授坦言，在西方的民意攻势面前，中国吃过不少亏，很多时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贾庆国教授也认为，这种亏中国吃过不少。比如，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时候，总是利用民意做借口。给中国施加人权压力时，总说“民意使然”。当中国要求美国修改不合理的对台政策时，美国政府的回复往往是，“我们是民主国家，国会议员会反对，老百姓不让做。”
在此次中日风波当中，日本之所以立场强硬，也同样是背靠“民意”。据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派遣密使访问北京时，私底下向中国官员表示“国内形势不允许他们退让”。
这一点，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唐家璇在《劲雨煦风》中提到，就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方曾派出密使访问北京，这位密使就曾以所谓民意为小泉开脱，“小泉首相已经就参拜问题多次作出明确承诺，他必须向日本民众有所交代”。“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也辩解称，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有人认为小泉首相推迟参拜是屈服于中国压力。因此……”
不仅西方国家政府善于对中国使用“民意”大棒，并且政府与舆论还经常相互掩护、配合一致对华。
如果细心观察，近期西方媒体热炒的“中国禁止稀土出口”话题，背后清晰闪现西方国家政府和舆论相互配合的影子。西方媒体突然抛出话题，不断渲染夸大，预先给中国设上一堵不利的舆论“防火墙”，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在稀土出口政策上做出明确表态，甚至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在舆论渲染下，西方国家的政府、企业随后介入进来，在各种场合跟中国大谈“稀土话题”，频繁施加压力。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不会禁止稀土出口，不会打“稀土牌”，但是西方媒体仍然充耳不闻，继续制造话语泡沫。至少，它们的报道预设了一句潜台词——“中国不可信任”。
良性民意需要国家政策透明
不过，贾庆国教授也强调指出，民意有时也会有副作用，它是一柄双刃剑，就看握剑的人如何掌控了。
比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主权争议等问题上，部分网民主张用战争手段解决。——姑且不论这些互联网上的偏激、片面的言论是否能够代表真正的、广泛的民意，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言论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种言论一旦形成气候，会给国家外交部门的工作带来压力。贾庆国举例说，前几年中日关系紧张时，有学者提出了“对日关系新思维”，希望能改善中日关系。这样的学术观点很快遭到互联网上网民的指责，甚至给扣上“汉奸”的帽子。“这样的言论是不可取的，限制了人们自由讨论的权利，并且也会给政策制定者压力，他们担心一旦处理不好，是否也会被舆论扣上‘汉奸’帽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意也是如此。西方国家利用民意向中国施加压力，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中国，亦是同样的道理。有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对外交官员也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外交官的职责是跟他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这跟军人依靠武力威慑保家卫国的职责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些外交官似乎受到民意影响，言论十分强硬，甚至带有军人气质，这无益于外交事务的解决，外交应该是相互妥协的艺术。
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帮助社会培养健康、理性的民意，政府可以发挥引导作用。吕凤鼎教授告诉本报，近年来，中国外交部制定了不少新的措施，帮助公众了解中国外交，让民意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比如，外交部改进了官方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设置了通用版、媒体版、出国版、学生版、资料版和文字版，以满足国内外不同民众的个性化需求。今年5月份，将公共外交办公处升级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08年设立了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吸收退休外交官、专家学者，为中国外交事务提供社会智力支持。外交部还设立了“公众开放日”，拉近外交与民众的距离。
贾庆国教授强调指出，充分尊重民意同时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过，消除狭隘偏激言论的最好方法，不是去禁止、限制人们发言的权利，而是国家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来解释，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对外事务。贾庆国认为，只有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情况，对老百姓更透明一些，更清晰一些，良好的民意才能真正培养成。
中国民意会直抵华盛顿决策者
——专访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发言人包日强
“我们一直努力从更广范围搜集民意，不仅靠观测媒体中的声音，而且要直接与民众交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吉米发自北京 包日强，美国驻华使馆现任新闻发言人，曾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圣爱德华大学。他天资聪颖，熟练掌握法语、西班牙语和中文。因为工作表现出色，曾任前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的特别助理。
10月27日，在安检严格的美国使馆办公室内，这位亚裔发言人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采访。采访过程中，他反复强调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国民意，并且决策时还会考虑到中国民意。
那么，美国是如何观察中国的民意，又如何保证获得的民意是客观真实的呢？
关注中国民意是工作重点
《国际先驱导报》：在日常工作中，你关注中国的民意吗？
包日强：关注。实际上我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关注中国的民意。我们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进行观测：阅读报纸、浏览网络博客，文化部的同事们还会出去接触学生及更广泛的中国群众，参与活动并听取他们的言论。我们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观测中国的民意上。
Q：为何如此重视中国的民意？它对你们有何价值？
A：在美国的政府体系中，我们非常重视民意。美国公众与政府间存在一种参与式的关系，他们的意见表达主要是针对领导者的作为，他们赞同什么，又存在哪些意见。这使得对美国人来说，观测他国的民意成为非常自然的一件事，观测这里的民意和我们在美国国内所做的一样重要。
Q：对中国民意进行观测之后，你们如何进行分析？是否会传达给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
A：是的。但是要量化地分析中国的民意很难。因为中国民意是广泛不同而又极具多元的。我们阅读报纸、博客，以及听取学术界的声音，这些意见之间彼此不同，存有分歧。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民意的多样化。
我们会做好报告传达给华盛顿的政策决定者们，通常报告中，是我们对中国报章中报道的分析，文章的摘要，其中主要涵盖的是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我们也同样重视网络上的意见，重视那些关注度高的博客。
我们做的是，勾勒出一个表现中国民意的大图景，而不是仅关注某个单一言论。
同样考量少数派们的想法
Q：观测中，你们更重视哪一类群体的意见？
A：我们关注每一个人，这也再次涉及民意是非常难被量化分析的。很难去把握到底有多少人持某一种观点，而有多少人支持另一种观点。我们对中国民意的搜集与观测是非常严谨的，我们会观测多元化的意见表现以及倾听各种声音，以使这个大图景能更好地反映民众的想法。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考量大多数人怎么想，同样也会考量少数派们怎么想。
Q：美国驻华使馆一贯如此重视中国民意吗？还是近几年来尤为重视？
A：我们一向重视中国民意，不论是在双边关系遭遇困难时，抑或关系积极发展之时，中国的意见都是美国对外政策中首要关注的声音。不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美国驻华使馆，领导者们都深深重视中国的民意，不仅仅是关注，在做出政策决定时，他们同样会考虑到中国的民意。
Q：举例来说，今年美国航空母舰进入中国黄海海域后，中国舆论对美方的行为措辞严厉。这样的言论是否也会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A：当然，我们注意到了。外交中，批评与赞扬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并不忽视批评的声音。当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政策表示反对时，我们不会去反对他们。我们的工作是听取中国人民的声音，确保他们所关注的能被理解。同时，也清楚地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表明美国外交行为的理由。
政府与民意的关系是双向的
Q：你有没有总结过中国人民表达意见时的特点？
A：总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多样化。中国民意中的不同意见很多，非常分化。现在，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方式进行交流及表达意见。
为了保证全面、准确地观测到中国民意中的各种不同声音，我们不仅关注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也关注互联网上、电台中的意见。不论这些意见本身存在多大的反差或是流行与否，对中国人来说，能够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非常重要。
Q：美国如何确保获得的中国民意是真实客观的？
A：我们一直努力从更广范围搜集民意，不仅靠观测媒体中的声音，而且要直接与民众交谈，不仅仅是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保持着与学生的定期交流。同样的，我们也通过博客、网络进行信息的传达。
我们参与网聊、与网民定期交流，也通过使馆的网站以及微博等形式，与中国网民在线讨论美国使馆的活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等等。我们认真地回复他们的留言。
另外，我们也会走出去，到校园里跟学生们进行交谈，到学院里与教授专家们进行对话，听听他们对美国国内政策及对华政策的看法，对双边关系走向的预测。通常这些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完成的，而检验我们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就是，在对话中，另一方是否能够放松地说出他们的看法，不论这些看法是批评还是同意。
今后，我们也会更多地通过参与式的活动来听取这些声音，因为随着中国媒体的分化与多元化，要想广泛地观测言论也变成了一项挑战。现在不仅有传统媒体，还有快速发展的电子媒体，我们希望能够跟上中国声音表达的步伐，不论是在科技发展上，还是在社会交往上。
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局限于一些信息来源，我们要保持警醒：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不能依赖单一信源获得信息，而要搜寻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Q：你认为政府与民意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
A：应该是一种互相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其间很容易有一方“只说不听”。美国的挑战在于不仅要听中方的意见，而且要对他们所关注的事件负责。我们通过新闻稿、发言等方式，来就具体事件表述美国的想法，中方如对这些意见也发出声音，采取行动，我们觉得这能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也能促成两国取得共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