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知识分子人格上尊重、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照、思想上包容是一贯的。这从他与胡乔木、乔冠华30多年的交往中可见一斑。 
　　 
　　一 
　　 
　　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胡乔木,是1943年7月16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当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会上,连续作了5天报告,回顾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每次会上,一个青年总坐在会场一角,不停笔地埋头做记录,周恩来知道他就是两年以前接替周小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才31岁。周恩来在报告中,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作了深刻检查,并分析了根源和危害,使胡乔木深受教育,打内心里崇敬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1945年8月28日,胡乔木随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同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返回延安,胡乔木奉命留在重庆,直到当年11月25日,才与周恩来一起飞回延安。这段时间,胡乔木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50号,与周恩来有了更多接触。周恩来的印象是:胡乔木是个不错的知识青年。 
　　周恩来与胡乔木联系最密切的是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他们在一起,先后到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住过,多数时间,周恩来与胡乔木同住一间房。 
　　1947年4月12日,周恩来随毛泽东一行来到安塞县王家湾住下。王家湾是个小村庄,紧贴着半山坡,只有十几户人家。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两眼半又黑又破的窑洞,毛泽东(化名李得胜)住里面一眼窑洞,一半是小土炕,一张破炕桌,两个圆木墩子(凳),就没有空隙了;另一半是长方形土粮仓,摆满了酸菜缸,站在院子里就闻见一股酸菜味。周恩来、陆定一(化名郑位)、胡乔木3人挤在迎门一间土炕上,共用一张小炕桌,办公时挤不下,胡乔木找了个小树桩子,垫上棉衣,伏在锅台上工作。右首半间是个小土炕,钻进去腰也伸不直,任弼时(化名史林)在这里办公、睡觉。当时生活很艰苦,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喝榆叶掺面做的糊糊,啃榆叶窝窝头,一点不嫌苦涩,毛泽东还笑呵呵地说:“好吃极了。”6月10日,周恩来随毛泽东一行,离开住了58天的王家湾,来到靖边县小河口镇。这个镇子,依山傍水,被一片苍翠的树林包围着,河滩上是一座地主的大院子,十来间砖砌的瓦房式窑洞,三面排开。当地习惯住窑,穷人只能靠山坡挖土窑住,有钱人就用砖砌个门楼,外形像瓦房,进门还是窑洞,冬暖夏凉,住着很舒适。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都住在这里。半山坡上,一家军属的三孔窑洞,借来给毛泽东办公、住宿。毛泽东住北头,警卫人员住南头,当中窑洞炕上,是房东老汉养的蚕。8月1日,离开住了50天的小河口,经过连续19天的长途行军,来到朱官寨。在这里住了29天,又向葭县神泉堡转移。10月27日,离开神泉堡,两天后来到米脂县杨家沟。因为事前派汪东兴来,将这里破窑洞作了整修,环境也比较安全,住了64天。1948年3月23日,周恩来随毛泽东一行在吴堡县蟋蜊谷渡口东渡黄河,向河北阜平县城南庄转移。5月26日毛泽东由阜平县到达平山县西柏坡。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除了为中央起草文件、中央开会作记录,还按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为新华社写了许多消息、社论和评论。在写这些文稿时,胡乔木连办公桌都没有,不管炕沿、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纸放膝头上,就动起笔来,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西柏坡期间,中央集体办公会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作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出席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仍任毛泽东秘书。因为工作关系,两人接触更多了。 
　　1951年1月8日,胡乔木因劳累过度,突然胃出血,吐了一大盆子血,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昭亲自为胡乔木作检查,是胃溃疡引起的胃穿孔大出血,必须立即开刀。周恩来闻讯,立即赶来,召集医生会诊,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来了。有人担心胡乔木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很虚弱,怕经受不了动大手术。周恩来征询他夫人谷羽意见,谷羽表示同意“开刀”。胡乔木手术后出现了意外,胃与肠粘连,需要第二次开刀,这下胡乔木可受不了了。周恩来闻讯,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医生们意见,他问医生:“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经过医生们的研究,最后决定不动手术,吃药、打针治疗。胡乔木手术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特地派人将颐和园的谐趣园整修好,让他和谷羽住进去休养。 
　　1954年3月8日,胡乔木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四稿后,右眼患了中心性视网膜炎,又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因忙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不得分身,特地托人传口信,建议胡乔木去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随后胡乔木赴苏,当年8月才回国。胡乔木眼疾日渐康复,他又忙碌起来,协助周恩来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年9月16日,周恩来致函胡乔木: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第二、三两部分付印,约好于今(17日)早送你。第二部分还有些材料可以取用。第三部分从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取来,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你最好不要多用时间去看它,因为改写的报告,在政权一段宜短,以重写为妥。 
　　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现在时间有限,请你与伯达同志一商,按照主席指示,如能重写就重写,不要受原稿的任何拘束,也许更便利些。如何,请酌。” 
　　1955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决定在1956年初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胡乔木是十人小组成员之一,他受周恩来委托,起草会议报告。1955年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纲,12月17日、19日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如何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系统地提出意见。胡乔木在家里,把搜集到的有关知识分子的重要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精心起草,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谷羽一觉醒来,他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大约忙了两个多月,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草稿出来了。1月6日起,周恩来多次召集十人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讨论修改。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周恩来在胡乔木写的报告草稿中,亲笔加上“他们(指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下为知识分子脱掉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帽子。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共1297人出席,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这个报告博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都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深深感动。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忙于起草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对此很关心,他于9月10日致函胡乔木:“乔木同志:外交部同志起草的这个稿子(指政治报告国际部分),只是将原稿国际形势和国际支援两个部分同外交部前稿参合在一起,而没有很好地加以改写。这就显得眉目不清,形势和任务、国际关系和国际团结都有混淆之处,我以为这部分题目,或者叫‘国际关系问题’,或者叫‘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强国际团结’。内容先讲形势、后讲任务。形势这部分大体可用,但仍需在开头加以概括及分析。任务这部分,可以先讲国家关系,后讲各国人民之间的支持,但必须根据五项原则,条理分明,界限分明,这部分较难修改。我们的主要意见就是如此,并且倾向于不将兄弟党的关系写在这里。因为我忙于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不可能再参加讨论和修改了,一切请酌。”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尽力保护胡乔木。1967年2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万人批斗大会,上午8时,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将胡乔木揪去,在胸前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的大牌子,和其他批斗对象一起,列队站在主席台后面等候。大会批斗谁,就把谁押进会场。直到下午3时,轮到批斗胡乔木时,周恩来闻讯连忙打来电话,他才免了这场批斗,被押送回家。周恩来见胡乔木一再被揪斗,担心他的健康,特地拟出三条规定:“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批斗,如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如需向胡乔木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这三条规定,经陈伯达、康生、江青“圈阅”同意,2月28日晚,由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向胡乔木和他秘书商恺宣布。但胡乔木只安定了个把月,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因文中点了胡乔木的名,胡乔木又被揪斗。后来毛泽东乘车路过胡乔木住处(南长街123号),准备去探望胡乔木,因走错门而未遇,此消息传开,揪斗胡乔木之风才逐渐平息。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乔冠华以“乔木”笔名,为香港《时事晚报》写“国际时评”,周恩来知其名却未见过面。香港沦陷后,乔冠华奉中共南方工委之命,护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安全撤出香港,于1942年秋来到重庆。周恩来派夏衍坐中共代表团的小轿车去接乔冠华。这是乔冠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留下的印象是:周恩来豁达大度,和蔼可亲。周恩来得知乔冠华感冒身体不适,娄山关又翻了车,一路上很劳累,像长辈那样嘱咐他:“你要多休息,怕是感冒有病,要检查治疗,工作问题以后再说。” 
　　同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按照延安整风精神进行改版,周恩来指派乔冠华为《新华日报》编辑,主编“国际述评”,同时要乔冠华主编《群众》周刊,派左负、曾兴如二人作他助手。周恩来还交代乔冠华,多参加一些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活动。此时,乔冠华的行踪被国民党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发觉了,他亲自到乔冠华临时住处冯亦代家调查。周恩来担心乔冠华的安全,让他搬到中共重庆地下党租来的纯阳洞附近一幢小平房里。 
　　1943年4月初,乔冠华得了肠穿孔引起的腹膜炎,蜷曲着躺在床上,两手捂着腹部。龚澎与李灏将乔冠华送到市民医院抢救,李灏请外科主任梁树芳为乔冠华做手术。周恩来闻讯,特地到医院看望乔冠华,还送来了当时最珍贵的消炎药盘尼西林(青霉素),并让龚澎抽时间多来看望。这年秋天,由冯亦代、郑安娜夫妇牵线,乔冠华与龚澎结了婚。当时乔冠华住化龙桥,龚澎住曾家岩,生活不方便,周恩来特地在曾家岩50号三楼腾出一间办公室,让乔冠华夫妇住。1944年秋,龚澎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乔宗淮,满月后,龚澎又和乔冠华投入紧张的工作,常把小宗淮留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饿了喂,忙得不亦乐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都说这个“仔仔”命大福大。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于1946年5月3日,由重庆迁来南京梅园新邨。乔冠华夫妇调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乔冠华担任中共方面的新闻组长。过了个把月,乔冠华夫妇返回南京,随周恩来去上海,住在马斯南路52号周公馆。按周恩来指示,筹办英文版《新华周刊》,乔冠华每一两周举办一次有文化人参加的时事座谈会,介绍时局变化,国民党军如何的迅速崩溃,人民解放军如何的向前推进,以拆穿国民党当局的谎言。11月15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召开“伪国大”,命令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乔冠华夫妇也不能呆在上海了,英文版《新华周刊》只出了三期,乔冠华夫妇即奉周恩来之命,去香港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行前,乔冠华夫妇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以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周恩来看看手表,时近中午,便邀乔冠华夫妇去吃饭,说:“我给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大闸蟹。”1947年1月20日,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龚澎:“毛主席新年祝词、解放报新年献词及陆定一的国际问题文章(指1947年1月4日至5日《解放日报》连载的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都收到否?我们已编了4种小册子,前两种(1947年展望及论战局)已到沪,第三种论时局已到北平,第四种反映美帝沦中国为殖民地明日送出,到后均将由沪以纸版及原稿转你们,请翻印。关于国际形势,望你们仔细研究陆的文章,当知对苏战争目前已不存在,反苏战争的叫嚣只是企图独霸世界(苏联除外)的烟幕,故实质上美苏矛盾在世界制度上虽是基本的,但不是实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宣传两点尚对,但美国反苏已在削弱,连范登堡(时任美国参议院议长、外交委员会主席)也转移目光到东方了。四大家族(指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亦在北平翻译英文,译好后送你处统一校正后送美出版。”乔冠华夫妇还按照周恩来指示,接待安排从国民党统治区疏散到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后,乔冠华又奉命联络在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分批撤返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先在胡乔木任署长的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局长。不长时间,周恩来又点名乔冠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同时也是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从此,36岁的乔冠华登上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1950年12月,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个代表团的顾问,随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1951年6月,他再次担任顾问,随李克农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1954年4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1955年4月,他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亚非国家首脑会议);1961年10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随陈毅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十四国讨论老挝问题);1971年至1976年,乔冠华连续6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届“联大”,他还出席过两届特别联大,一次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另一次由李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任副团长。乔冠华先后访问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中苏、中美、中日等重大外交会谈。乔冠华先后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在外交战线上奋斗27年的历程中,周恩来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称之为“盐城二乔”的胡乔木和乔冠华,在他二人成长过程中,周恩来是付出了许多心血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逝世,胡乔木、乔冠华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胡乔木当时身体也欠佳,他几次抱病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参加了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乔冠华随中央领导人护送周恩来遗体去八宝山火化,当晚又护送他的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让首都干部群众和外国使馆人员前去悼念。当时“四人帮”控制着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乔冠华在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都在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