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有一封1949年张申府写给周恩来的信,信是用铅笔竖写的。信中反映他因写《呼吁和平》一文遭受“诽谤”后极其苦闷与不解的心情。
恩来吾兄:
十二月一日在津曾交在此间工作的陈先生(广东人)转上短笺,后于二十日陈君让人传来兄之口复,嘱我安心,并从事保卫北平文物工作,心感知己!现在北平幸获和平解放,通信已得自由,甚愿将先后情形,再为兄详尽陈之。文过饰非,意图狡赖,那绝非弟之为人所愿为。所以琐琐不能自己者,遂表明事实,略白心迹而已。当以三十年友情察之。
弟实在万没想到,此次竟受到这样严重的误会与打击。照此情形,天地虽大,实无弟容身之地。误会之发,固由于《呼吁和平》一文,而连带的当有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联名登报为唐某竞选伪立委,及向自由批判投稿之事。所加罪名,则有民主叛徒,反人民反民主,伪装民主,坏人,卖身投靠,军统走狗,特务小卒,伪自由主义分子等等。今愿在分条声叙之前,先就一般情理申述之。
弟自幼倾心革命,半生穷困生活。此情为兄所素知,谅亦我兄可深信。天天盼望人民革命成功。天天诅咒蒋政权崩溃。何至在革命成功的前夕,在反动统治垂垮之际,乃出而变节,乃谋为之救驾。人非至愚,何至出此三尺童子不为之事,而谓弟独为之乎?弟为革命已忍了三十年,何至一年半载再不能忍受,果不能忍,也应早归明路,何至甘趋黑暗,自取毁灭。弟固天天反对狂妄,自信尚非丧心病狂之人。何至竟有此放弃革命民主主张,背叛人民的狂悖之举。
去年(一九四八年)九月后我曾公云,兄等所干的乃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深恨自己为书所累,不能前来轰轰烈烈地共同奋斗。此云至少清扬曾亲耳闻之……
张申府何许人也?今天说起张申府,知道的人可能已不多。他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也是他向廖仲恺推荐的。
1917年至1919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1921年,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利用赴法讲学的机会,在巴黎建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也传到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和海外的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先后创建了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建党的前期准备。而周恩来正是因为在天津投身并领导五四运动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赴欧留学的。周恩来是由张申府、刘清扬两名党员作为介绍人找其谈话,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同意后,于1921年春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她们还打破男女界限,跟天津学联并肩战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尤其是她那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1919年11月16日,在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抗议福州惨案,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觉悟社精心组织之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于1920年1月29日出动军警,用武力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天津一二九惨案。
当时,华法教育会正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不满国内军阀混战,为寻求国家出路,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920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11月2日,周恩来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启程先行去法。11月23日,刘清扬也踏上出国之路,她与被聘赴巴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同船赴法。赴法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讲述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使刘清扬对共产党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
到了巴黎,刘清扬与已在雷诺汽车厂当学徒的周恩来等先期赴法的青年学子会合,并介绍周恩来与张申府见面、相识。据张申府女儿介绍,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给他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张申府认为,周恩来卓越超群,气度非凡,头脑冷静,思维缜密,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生领袖。
1921年初,张申府首先发展刘清扬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赵世炎、陈公培持陈独秀的信与张申府接上关系。至此,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其成员即为以上5人,由张申府担任负责人。它与国内的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为来不及通知远隔重洋的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它没有派代表参加。
1923年冬,刘清扬与张申府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一道从德国途经苏俄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
1924年,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向廖仲恺力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在此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张申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同心同德,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懈努力。
张申府一生中的两次重大行动,对他人生影响极大。一次是1925年,党的四大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共有20人。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张申府说,同意我观点的就留下,不同意的就滚蛋,大概别人没同意他的意见(也有的说是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他就一甩手走了。当时作为四大代表的周恩来极力劝他不要一气之下离党,但他却没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党内。他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被推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
再一次就是1948年共产党节节胜利之时,他于10月23日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张申府发表的这篇文章,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被认为“不合时宜”,被批判为“伪装民主,坏人,卖身投靠,军统走狗,特务小卒,伪自由主义分子等”。这也使民盟开除了他,他的妻子刘清扬与他离了婚。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张申府,亲自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
1973年,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逝世。在追悼会上,张申府见到了周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当时很多人争着问候周总理,张申府没有机会和周总理说话,但周总理委托罗青长与之打了招呼。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张申府获悉后,心情非常悲痛。这可以从他1月9日的日记中看出:“约七点前(或六点半)醒听广播,突闻周翔宇故友(恩来总理),已于昨早九时因癌病医治无效不起!七点多起床后,一直感到震动悲伤,心神不安!”“早起即拟一挽联。上联:‘为人类为革命奋斗一生’,下联:‘无名心无私情当今完人’。”“上款拟作‘翔宇总理同志兄万古不朽’”。
张申府虽然最终没能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但他始终深深地怀念周总理。在亲友的劝慰下,他的情绪逐渐平静,并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
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7月,《人民日报》刊出一条讣告,指出他“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1920年在北京随李大钊同志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称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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