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２１岁，成都小姑娘小陈却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１９９５年因病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每月靠两个人３２０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２００５年８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小陈一脸无奈地说，“也许改变我命运的最大可能只有中彩票．．．．．．”
    小陈的遭遇折射出城市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困境。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的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城市底层人群相对“凝固”
    低保是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目前基本涵盖了城市最底层的居民。虽然享受低保的人数是动态的，但“低保户”的人员构成却日益稳定，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
    就业难是造成“低保户”的构成趋于定型的重要原因。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的街道社区干部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而稳定的就业，“低保户”将无法改变吃低保的命运。
    与“低保户”相比，农民工是一直处在城市最底层的群体。他们缺乏保障，只要能够挣钱，任何脏、累、苦、险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存在，他们要上升成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难度更大。
    底层群体子女进入更高层次难度加大
    ２００５年国庆节过后，小陈到成都某著名的电器公司应聘，与十多个人一起竞争一个文秘职位。小陈各项目的考试排名第一。考官对她十分满意，明确地对小陈说：“我们就选你了．．．．．．”但仅仅过了几天，那位考官就无奈地告诉小陈，公司经理的一位亲戚看上了这个职位，所以无法接纳她。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最新调查，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２．８％，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２６％，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３３．３％；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２８％，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１．５％，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已经占低保家庭消费支出的１９％，仅次于食品支出。有４０％的低保对象认为当前生活的最大困难是“教育费用高，无力承担”。
心理失衡易出现极端苗头
    林云海从老家四川省威远县出来，打工已经１３年，到过北京、上海、厦门等大城市，除维持个人基本生存，几乎没有赚到钱，还被雇主骗了多次。
    由于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农民工等城市群体普遍对前途悲观，甚至绝望。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人群强烈的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的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底层群体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劫、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数是“有钱就能生活的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的恶性循环。
    学者警告称，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会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稳定的冲击波，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土壤。
解决须注重两大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保障底层群体的生存权利，更要为他们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满足他们向“上”发展的强烈诉求。
   满足发展需求首先要提供就业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撑者失业或无业而贫困。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一个人就业，就可以救活一家人。
    满足底层人群发展诉求的第二个重点是增加教育公平性。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石英说，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国家也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