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革命者行军打仗，戎马倥偬，寝不暖席，食不果腹，间有干部交流同志过往而接风洗尘，不过是米酒一杯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盘式的战友情叙，与席宴酬酢灯红酒绿的公款消费自有霄壤之别，这是革命者艰苦奋斗的本色使然，也是困难条件下的环境制约。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革命年代完全就没有对外部的公务活动，就不存在公费接待的事情。由于国共合作与统战的出现与需要，在延安时期和国统区，中共少不了要与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等外部人士进行公务交往，展开公关活动，礼尚往来请客吃饭也就在所难免，时会发生。那么，革命年代的公费接待是怎样的情形，有怎样的标准呢？由于年代久远，更由于此类事情不像战事，少被留意，即便留意也只是作为政治活动的附庸余兴而少有财政（没有执政，自然谈不上宪政）意义上的具体观察记载，资料十分稀缺，今日人们谈论此事往往隔膜，难得说上一二。虽然如此，笔者在有限的阅读中还是饶有兴趣地读到了二则有关的回忆，不仅提到具体招待消费额度，也涉及当时社会消费水平，让我们得以对一特定时期一特别公务接待所费公帑情况乃至人们的生活水平管窥一斑。

其一：抗战初期，卫立煌等造访延安，毛泽东予以热情接待，花费公帑50多元。此事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部队人员的不满，以时任军委供给部长的邱会作“有钱请国民党军官吃饭，但几个月不发伙食费”为由状告至毛泽东处。只因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部队“每人每天伙食费伍分钱，”“一斤小米或杂粮，要采摘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二次肉。”最后由毛出面澄清解释，得以平息。（《邱会作回忆录》）

其二：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吴国桢与周恩来暌隔20年后在汉口重逢，吴、周同学南开，谊如金兰，如今一为汉口市长，一为共产党显要。为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宴请周恩来。为此，吴与妻子颇费了一番思量，在其看来，周恩来为共产党人，可能不会出席正式的宴会，于是就订办了一桌16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南开校友作陪。为表答谢，周恩来提出由其订菜，请在座同学再叙旧情。周恩来所订是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36元席的酒席，为当时汉口所能办到的最贵的酒席，所带之酒也是最好。席间有同学冒失地问周薪金多少，周答五元；又问怎么能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答：“由我党来付。”并解释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的一切。”（吴国桢：《夜来临》转引自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8年2月号）

毛泽东50多元的接待费用，在公款消费动辄一掷千金甚至万金蔚成风气的今天，实在就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而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当时延安，倒也算得上是一次大手笔，慷慨而豪爽。另据相关资料介绍，毛泽东这种热情慷慨的接待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延安便得到一批急需的战时物品，毛的慷慨得到回报。不过，历史总有遗憾，面对战士一天伍分钱伙食费的窘迫还是让人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沉重。

周恩来以汉口36元的最贵酒席还礼酬谢汉口市长兼旧时同学，他所表现出的豪气，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统区上流社会的消费水准与同学间不甘落后的暗中较劲，但更多的是国共对峙中争强好胜与后来者必居上的党派自尊以及统战策略在酒席上的生动反映。它让周恩来在同学面前挣足了面子，大放光彩，也使得市长的吴国桢自叹弗如，甘拜下风。

70多年过去，时移世易，共产党早已从在野的革命党变成了在朝的执政党，时代与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没变的，是继续存在的公费接待。诚然，只要有社会存在，有政府和社会组织行为，一定就有公费接待发生。可是，当年毛、周二公以慷慨和豪气的公费接待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发展壮大以夺取政权，而在已为执政的今天，公费接待演为奢靡之风，随着执政时间之长而长，执政反倒成了手段，消费变成了目的，如此本末颠倒，并成为腐败温床，未尝为毛周当初所始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