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下午，广州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并将于今年实施，其中规定见义勇为牺牲者将可颁发一百万元抚恤慰问金。该《办法》还将保安员、辅警、治安联防员、户口协管员、交通协管员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纳入到见义勇为范畴。其中，将保安员纳入范畴为广州首创。 （3月3日《新快报》）

    各种地方版本鼓励见义勇为的“奖励办法”，其实早已有之。此次《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之所以广受关注，一是由于其奖励标准设置颇高，奖金甚至达到百万元之巨；再则是因为把保安、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专职人员也纳入了“办法”的适用对象。种种信号似乎表明，官方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重视，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公共财政出资，奖励见义勇为牺牲者，既是为了补偿，也是为了激励。众所周知，见义勇为牺牲者，捍卫他人利益，匡扶社会正气，却让自身和所在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有鉴于此，由官方颁发抚恤慰问金，可谓是“尽可能弥补损失”的应尽义务。可以确信，只有见义勇为者都能获得公平对待，都能解决后顾之忧，才会有更多人敢于参与到见义勇为的行列。

    事实上，斥资奖励见义勇为者，乃是社会治理者履行道德宣教职能的重要一环。任何道义良知、人心善意的践行，都需要以一整套健全的保障机制兜底。如若不然，一旦有人见义勇为而牺牲，其所在家庭就可能被抛向困境。而此类现象的频繁出现，无疑会动摇人们的良善信仰——在过去，对于见义勇为牺牲者补偿，主要依赖社会捐赠和被救者的自发弥补。这种局面往往充斥着不确定性，故而使得结果往往不可预期。

    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和保障稳定化和规范化，至少能确保最起码的“结果正义”。以抚恤慰问金为核心的经济补偿，应该被视作培育社会正气的一种杠杆。以此为起点，见义勇为很可能成为更被众人认同和信仰的行为范式。在广州版的奖励办法中，首次将保安、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列为适用对象。这恰恰是为了引导那些最有机会去见义勇为的群体，能够更为坚决和勇毅地履行职责。

    从本质上说，见义勇为只能是个体自觉自愿的行为，包括巨额奖励标准在内的所有外在因素，都不应成为胁迫或裹挟的工具。一般人的恐惧感与利己心，终究应该获得理解。而与此同时，那些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好人”，则更该获得全社会的善待。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良知的高点，构成了对抗风险和阴暗面的可靠力量。尤其是见义勇为牺牲者，他们理所当然受得起百万元的补偿。当然，经济手段只是“扬善”的小小一环。但毋庸讳言，在很多时候，它却最为直接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