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财经作家吴晓波写了篇文章，《去日本买只马桶盖》，谈中国有钱人在日本大采购，买的不是奢侈品，而是电饭煲、吹风机一类小商品，一时引发广泛热议。

当浩浩荡荡的中国游客奔向日本商场，只为抢购电饭煲，甚至马桶盖时，正如人民日报日前的《马桶盖的潜力》评论所言，中国制造被马桶盖击中了“痛点”。

赴日抢购的这股热潮，是否意味着，在日本面前，中国制造已经败了？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有些年头，这些小东西从来只有我们往外卖，哪有跑到别国往回买的事。当然，他们买的也不是普通小商品，都是很精致的高科技产品。比如电饭煲煮的米饭不会黏糊，电吹风吹头发格外蓬松，等等。

前几年，我在福建一家大型卫浴洁具企业工作，对马桶一类产品比较熟悉。很凑巧，文章提到马桶盖“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功能，当时我所在企业正在研发，产品已到检验和展示阶段。说日本企业技术封锁，在这行业基本做不到。我所在企业和日本TOTO（卫浴行业的世界龙头）有合作，经常派高管和技术人员去学习交流。这些国际大品牌通常都有贴牌代工企业，合作非常紧密，谈不上什么技术封锁。况且小商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中国企业通常都能学。

一名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日本制造的电饭煲。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跑到日本才能买到这种产品呢？吴晓波的文章发出之后没几天，一位中国行业人士发表公开信辨冤。他说吴晓波赞美的这款日本产品，中国已经有了，只是由于知名度不高，中国人很少使用，这才湮没无闻。

日本人很早就使用智能马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市场基础好，技术成熟，中国人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接受，市场还未发育，工艺和技术尚未精熟，价格偏贵。中国有钱人跑到日本采购，其实是好事，但要想说明中国制造陷入“前所未见的痛苦和彷徨”，恐是言过其实，故作惊人之语。

实际上，由马桶引出的中国制造业之忧，还可以向上追溯。

中国制造自上世纪90年代崛起，民众享受其福利同时，一个悲观声音也流行起来。悲观派认为，中国制造不是粗制滥造的山寨货，就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初级品。后来中国制造升级，国际口碑开始从“价廉”转向“物美”，批评声音转向“透支环境和未来”。最近几年的指责则变成了“不精致”“缺乏工匠精神”。姑且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出自拳拳善意，所见的都是事实，可惜他们所见并不全面，原因分析也不到位。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资本和知识增加，进步参照系应为纵向而非横向，先满足最基本迫切的需求，才会顾及高层次。这不是心灵鸡汤式的说法，而是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当一国民众生产能力还很低下，他的消费需求就停留在低级层次。

在山寨货的生产中，福建莆田生产的高仿运动鞋已成为“正宗的假货”的代表，莆田帮的口头禅，就是“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如图，仿真制鞋已成为当地的一个支柱性产业。

并不是说穷人只需要自行车，不需要宝马，而是说穷人还没有相应生产能力。他得节衣缩食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这就需要资本积累或引进外资。中国改革开放更多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资本要想在一片近乎荒漠的土地迅速地滚雪球，必得控制成本，以期被广大民众接受。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假货横行，很多假货未必是假，只是质量低劣——那有什么办法呢？高质量的产品价格高昂，销量有限，民众既不欢迎，资本收益率也太低。其实那时期的很多正品真货用今天标准看，也和伪劣产品差不多。经济发展就是这样，只靠善良的许愿是无法达成坚实的进步。

把目光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富层次多样的市场，你就能理解中国制造的现状。为什么粗制滥造的山寨货仍大有市场，加工一件产品赚几毛钱的产业还能存在，很多制造企业要加班加点地生产抢市场。虽然看起来毫不光鲜，他们都极大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至于它们何时脱胎换骨，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一争高低，则应该看市场竞争。

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超过2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一。装备制造业号称“生产机器的制造业”，一直是制造业整体实力的体现。

过去多年，中国无论是钢铁、水泥、铜矿、化肥等原材料产量，还是电脑、手机、空调等制成品产量，普遍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乃至更高。这个水平只有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曾经达到。

中国制造为何称雄世界？政策放宽，企业家和工人勤奋工作，这些都是原因。还有一个很少人提的条件：中国人口众多，分工细密，市场广大。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一个统一庞大的市场，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能找到合作机会。沿海地区有大量“陶瓷镇”“印染村”“制鞋城”，中国几乎所有县城都会打出特产名片。经过长期协作，中国经济形成高度的规模化分工，产业集群的效益就是成本降低。这是很多小国无法企及的优势。

这也是近年中国工人工资领先越南、菲律宾等国，企业家却不愿搬迁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工人熟练程度、企业之间的协作已高度成熟，成本反而更低。这是市场长期发育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最宝贵的动力。

在这优势基础上诞生伟大的企业，只是时间的事情。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产业，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都居世界前列，一批世界级的企业正在涌现。它们根基的土壤是发达的制造业，经验丰富的管理者，熟练的劳动力，它们之间本身又在激烈地竞争。这样的企业环境何愁不出好产品，有什么可悲观呢？

中国制造，风物长宜放眼量。

19世纪初期，英国人要求出口到大英帝国属地的德国产品必须贴上Made in Germany标签。当时德国货还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到19世纪末的时候，德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已不亚于英国人，Made in Germany成了技术精良，物美价廉代名词。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本人身上。20世纪60年代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也被认为做工不精，排量太小，无法与美国豪华霸气的大车型相比。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日本车横扫美国市场。中国制造才走过二十多年，没必要因为赴日抢购马桶盖，就给中国制造盖棺定论。

要说中国制造的真正隐忧，倒不是“产品质量差”“做工不精”“没有创新精神”这些虚头八脑的指责，而是反市场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借关怀之名，帮助企业家决策，实质却是反市场的退路。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腾笼换鸟”政策。

整齐划一的流水线，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缩影，但这类产业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往往被视作没有技术含量，位于国际分工链的价值底部。

“腾笼换鸟”政策的理由是，沿海发达地带还有很多落后产业。他们从事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处在国际分工链的价值底部，已经没什么前途。一些高消耗高投入的企业，产出效率太低，污染严重，应该把他们转移到内陆地区。

所谓“双转移”就是产业和劳动力转移，当然其中还要消灭一些粗放低效的企业。政府下了很大决心，想把旧产业迁出去，新产业请进来，结果人困马乏。很多企业根本迁不走，徒然受官员一番骚扰；那些迁出去的企业，水土不服，分工协作变得困难，难以为继。新兴产业没有建起来，旧企业饱受摧残。

当然，更大隐忧是人口结构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很多地区还未脱贫，人口就已凋敝，很多产业机会就此消失了。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只要政策适宜，有机会称雄世界的产业会有很多。然而，现行人口政策已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