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前夕，由凤凰网、法治周末报社主办，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组织的“法治的突破: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中国法学界“法治三老”江平教授、郭道晖教授、李步云教授出席颁奖典礼，以季卫东、王人博等学者为代表的获奖图书作者参加颁奖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

此次评选活动自今年11月1日启动，至11月30日结束。在为期一个月的评选过程中，以“法治三老”为顾问，由张文显、王利明、付子堂、何勤华、季卫东、孙笑侠、张守文、许章润等25位著名法学学者组成的评委会，一共进行了三轮投票。从读者、网民、学界共同推荐的108本法律、法学图书中，最终评选出了荣获“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的10本图书。具体目录如下（按出版时间排序）：

1、《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编辑组：《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 1981年。

致敬词：数十载苦苦追寻，有经验，也有教训；百千人参与讨论，清余毒，以破迷信；检讨人治，高唱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乘改革开放东风，从此扬帆远航。

（2003版封面）

颁奖词：《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出版于1981年，虽沿用路线斗争与辩论的传统套路，却灌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断，以及“解放思想”的自由与理性内涵，较为真实完整地呈现和记录了“法治还是人治”正反两方的不同观点与论证理路，展示出改革之初法治思想与制度艰难起步的真实历程。

法治与人治的判别和高下并非简单的思想实验，更是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与辩论，其结果决定着特定国家法治建设的生死存亡。参与讨论者大多为当时法学界前辈与领军人物，其历经运动浮沉而愈明法治紧要，其立论说理，尽管具体观点带有时代烙印，然立于历史转折关头，于大是大非处襟怀坦荡，锐意辩难，亦可为今日接续“依法治国”重任之众人榜样。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2、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1985年。

致敬词：承清末民国余脉，引域外法学清流；采杏坛讲学之菁华，诲育英才无数；冶宪法行政法于一炉，启沃新机；保护私权，限制公权，不以法治为名，实达法治之要。 

（2003版封面）

颁奖词：《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出版于1985年，乃作者于北京大学教学讲义之整合，而领受其精义者不特当代之青年学子，更有改革法学初创之时的一代天骄，于今日显赫者则总理、教授、律师等等不一而足。

更可贵者，本书承清末民国余脉，引域外法学清流，融宪法行政法于一炉，有追比《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之意味，可谓1980年代公法学界难得一见的启蒙读物。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3、沈宗灵：《比较法总论》，1987年。

致敬词：穷究世界法理，纵论几大法系，比较中见真知，朴实中蕴奥理。正本清源，条缕畅达，体大思精，匠心独具。虽云理论，堪为法治柱石；得风气先，早开法学新局。 

（1987版封面）

颁奖词：《比较法总论》出版于1987年，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法学界虽然春风又绿，但依然莽原一片，法学研究仍处于有待规划和开掘的时代转折点。因此，甫一问世，便一纸风行。

本书不仅对比较法一般问题做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其对世界主要法系的阐述更令时人耳目一新，成了世界法学的导览图，人类法律智慧的风景册，使那些因封闭而对外界无比向往的法律心智得到了丝丝滋润，而以“比较”所体现出来的开放心态与广阔视野，更是富于教益。在今天信息充分流动和丰富的全球化时代，本书给法学界留下的更大启发是：无方法，不学术；无比较，不方法。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4、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1989年。

致敬词：回顾东西法治历程，探索法治理论实践。立足中国，旷观古今。考镜源流，理性中充满张力；反思检讨，冷峻中充满激情。甫经多事之秋，于万马齐喑中，发法治先声。 

（2014版封面）

颁奖词：《法治论》出版于1989年，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尚是一片幽暗，该书适时而出，厘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对中国自1949年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如今，二十五年已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本书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读物，所论虽是常识，但其价值仍不可小觑。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5、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1992年。

致敬词：对民权充满热忱，对法治充满企望，合十余位学者之力，集数千份调查问卷，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学理。揭纛民权保护大旗，探索中国法治之路，为权利高呼，为时代喝彩。 

（2000版封面）

颁奖词：《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出版于1992年，当时历史虽刚步入1990年代，却昭示着法治和法学将迎来一个新时代。而新时代、新问题，激荡着新青年的心灵。十余名中青年法学学者，本着共同的学术兴趣，本着对中国权利问题的本体追问与时代焦虑，融入城市，走进田野，以工人为师，向老农请教，对时代发问，用脚步丈量、用眼睛观察、用心灵记录、用智慧思考，试图发掘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开掘本国文化的权利基因。他们相信，中国的权利之壤绝非贫瘠，但权利机制的根深叶茂要凭每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制度构造上的自强不息。

当年的青年今天已成柱梁，当年的创举已成今天法学研究的必须，因为法治不是冥想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事业。法学家不仅要能坐而论道，还要能够走入田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方能走出新道路，作出新发现。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6、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992年。

致敬词：用文化解释法律，用法律解释文化。从古希腊到罗马，从欧罗巴到华夏，穿越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将比较法学、法律文化融为一体，法治的精神在笔端自然流露。

（2014版封面）

颁奖词：《法辨》出版于1992年，虽成形于1980年代“文化热”氛围，却扎根于法律的历史与制度土壤，聚焦于大历史的文化比较与考辨，从中昭示中国法古典形态与现代命运的深层机理，以挣脱具有顽强抵抗性的旧法文化，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变迁与法律现代化，开创了改革法学时代的“法律文化论”。

其中篇目虽零散跳跃，却本于“法律文化”主旨方向，自由探求，理性比较，客观取舍，展示出梁治平凝练的法文化自觉和热切探求法律文明密码的衷肠。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甚至法领域的当代，个中冷峻考辨与批评依然切中肯綮。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7、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996年。

致敬词：诗人的感性，法学家的理性；雄辩的文辞，政治的品格。论法律，不忘经济之基础；言变法，终以法治为鹄的。于众声喧哗之际，放胆立言：关注本土，莫忘家国。

（1996版封面）

颁奖词：《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于1996年，面对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代，苏力另辟蹊径，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重视“本土资源”，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处，并暗示域外的“法治”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考虑“中国土壤”，而探求这种东西是法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其中，苏力的“秋菊”与“山杠爷”已成为法学家标示法治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难题的经典符号，而自序之“什么是你的贡献”则振聋发聩，成为逼迫整个法学界包括作者自身反思前进的严苛追问。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998年。

致敬词：直接德国民法学术巨擘，甘作两岸法学联通桥梁。推演学说，精研判例，高识深论，大义微言。嘉惠士子，风行大陆几近二十载。蔚为壮观，“天龙八部”早为学林颂。

（1998版封面）

颁奖词：《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出版于1998年，皇皇凡八册，得德国民法学之精髓而厚植华人社会之民事习惯与司法秉性，于内地民法学与民事法律秩序之演进成熟者，正可为直接的参照系与资源库，于内地民法学学术风格之养成、制度研判之进展、立法更化之提升有着不可尽数之示范与塑造之功，乃有“天龙八部”之谓。

更可贵者，于法条技术分析之外，亦提倡价值权衡与价值判断，于法律精神上更为圆融。而两岸法学在知识、制度与技术模式上的趋近，更是于中国整体的法律现代化乃至于两岸和平发展做出重要奠基。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9、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1999年。

致敬词：客居东瀛而心系中华，提倡变革而特重理性。论程序革命，谈法律解释，析法律职业，捍卫法治秩序伦理，高标现代法治之名，为新世纪中国法治研究平添一缕温雅之光。

（1999版封面）

颁奖词：《法治秩序的建构》出版于1999年，而九十年代正是中国法学“脱土”“脱幼”的十年。本书乃季卫东于整个九十年代、用十年时间写成的佳作，呈现了扎实的法律社会学基础，是一个较好的临池范本，对于当时中国法学研究之“脱土”、“脱幼”有功。

其中，作者于1993年发表的“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一文，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上升为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10、李步云：《论法治》，2008年。

致敬词：积卅载法治经验，萃一生学术精华。庙堂之上，倡导依宪治国；辇毂之下，建言依法执政。民主进步，点滴斑斑可考；法治国家，聚沙终可成塔。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法治中国，堪为先驱。

（2008版封面）

颁奖词：《论法治》出版于2008年，撷选李步云先生三十年（1978—2008）来有关法治问题的文章五十余篇，无论旧文新章，本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依然属于中国目前的热点问题，对在新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1978年12月，第一次提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中央文件第一次出现“以法治国”的概念、建议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章节之前、提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肯定人权具有普遍性以及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被采纳在宪法修正案中，使《论法治》一书隐含了鲜活的、喧闹的，或许还有奋争的、激辩的历史现场的气息。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