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在其落马第一个周末，千余大同市民聚集在大同和阳门广场，希望已赴任太原的原市长耿彦波重返大同。这不是大同市民第一次请愿调回耿彦波。去年2月，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后，大同就曾爆发持续了近一周的挽留请愿活动。
　　
　　民众就地方官员的去留两次请愿，是相当少见的诉求表达。在大同反复出现的这一幕，或许映射了古城对地方时局的参与方式仍保有浓厚的传统余脉，但毫无疑问，这种参与方式也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对官员的臧否就是对治政的评估。耿彦波主政大同时，以其强势风格推动了城市拆迁、道路新建、古城修复等多方面工作，创造了超乎常规的“大同速度”。尽管其间作为不乏受争议之处，但在一个趋于固化的局部政治生态中，高调强势的风格或许是带来突破的必备品质，而其事无巨细、亲历亲为的主政风格虽凸现了个人色彩，但也与某些慵懒散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丰立祥主政大同期间也曾做过不少表态和努力，但不少大同市民对于曾经搭班子的丰立祥和耿彦波具有截然相反的评价，期待耿彦波继续主政，表明市民对于官员执政能力和风格自有评价体系。而随着耿彦波调任，大同商业出现萎缩态势，前后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耿彦波民望。
　　
　　其次，请愿挽留调回耿彦波的背后，还包含了对“人走茶凉”的担心有多么强烈。耿彦波主政大同时，“一轴双城”的重建工程浩大，为了工程顺利推进，大同市政府部门在征地、拆迁等环节签订了不少合同，作出了不少承诺，同时背负了多达百亿元的欠债。耿彦波离任时，当地市民即担心“新官不理旧账”，尽管新任市政府班子作出了“五个凡是”的承诺，但事后造城工程的停滞表明，兑现承诺似将变得遥远。请愿调回耿彦波，也不乏强调大同市政府是责任主体之意。
　　
　　还要看到，太原市委班子重新选定和大同原市委书记丰立祥被组织调查，为大同调回耿彦波的请愿增添了复杂背景和想象空间，人们不免会猜测这其中是否存在联系。但即使这种关联性猜测再无据，也并非没有思考价值。
　　
　　导引我们思考的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地方发展在依赖个体官员的突出风格获得更高效率的同时，能否更多地依赖于机制，以保障其平顺和持久，保障政府之于民众的利益关系不会被轻易调整。另一方面，对于拥有民望的官员该如何任用，才最符合地方发展利益？
　　
　　显然，在一个更优化的行政系统中，才能实现地方政治生态的平衡，并依此保持地方的发展节奏。政府越法治化，个人变动对于地方发展造成的失速概率越小。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就为行政系统的优化确立了方向，也是避免“拦道挽留”场景重演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