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举行的“贿赂案件的刑事辩护”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收受礼金罪已经写入正在研讨的刑法修正案(九)。

“收受礼金罪”拟进入刑法，不仅是用以规范官员的“礼尚往来”问题，而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短板问题，它将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官员职务犯罪的门槛，编密了制度反腐之网。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牟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也就是说，官员非法收受财物，同时具备“为他人牟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这一观点曾被最高法、最高检写进司法解释中，即“贪赃并枉法”才构成受贿罪，“贪赃不枉法”不构成受贿罪，而往往只作为违纪来处理。

这一法条长期以来备受诟病。官员接受贿款的行为本身，就是侵害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公务行为的正当性，应该作为犯罪予以追究，而不必考虑受贿之后官员是否“为他人牟取利益”的行为。目前的立法短板，也给腐败案件的调查取证、定罪带来困难，司法机关不仅要举证官员接受过贿款，还要证明事后有“为他人牟取利益”的行为。

事实上，目前腐败案件中行贿受贿手段呈现隐蔽化、多样化、长期经营化，很少是“一手交钱，一手放权”的一锤子买卖，可能到东窗事发时，官员也未必有具体的“为他人牟取利益”行为，但恶劣的社会危害已经造成了。甚至还有个别官员希望钻法律空子，通过“贪赃不枉法”“拿钱不办事”来规避法律的惩罚，其主观恶意更大。

从纵向比较说，中国从唐代开始，就把“贪赃枉法”与“贪赃不枉法”一并作为犯罪打击。从横向比较，大多数国家也没有将为行贿人“牟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比如韩国的刑法典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收受、索取或约定与职务有关的贿赂的，处五年以下劳役”；“接受贿赂，而实施不正行为者，处一年以上劳役”。

目前，拟进入刑法修正案的“收受礼金罪”，取消了“为他人牟取利益”这一限制，堵住了反腐法律的渗漏，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就是在现行的受贿罪之外，另立一个“收受礼金罪”的原因。

当然，“收受礼金罪”正式进入刑法，成为官员自觉遵守的高压线，还有不少技术细则有待落实。比如，官员也有正常的婚丧嫁娶，如何严格区分官员接受的是不正当财物，还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是否要引进公务员接受礼金的公示机制、利益相关人的主动披露机制？

随着这一年多来“八项规定”的深入落实、反腐工作的全面突破，约束公职人员日常交往应酬的制度，必然提上议事日程。“收受礼金罪”的入刑，将压缩灰色空间，拉低反腐的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