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增设“收受礼金罪”，由于其量刑比受贿罪轻，会不会让一些原本可以认定为受贿罪的行为，被有意无意归入“收受礼金罪”，从而使贪官减轻刑事处罚？这一点应予全面预判并引起高度警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日前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据介绍，收受礼金罪不同于受贿罪，量刑将比受贿罪轻，如果设置这个罪名，有利于惩处他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感情投资”，惩处国家工作人员以“收受礼物”名义收取他人好处。

这条涉及刑法修正案（九）的新闻，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关增设“收受礼金罪”的内容，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瞩目。中国人有礼尚往来的传统，亲朋好友之间逢年过节互赠礼物，大多数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际交往渠道，以收受他人礼物、礼品等名义，直接或变相获取不当利益。一些个人、企业和单位每到年节时候，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向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官员送上现金、购物卡或昂贵礼品，少则几百元上千元，多则几千上万元。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官员在春节、生日甚至生病住院时，都会收到很多人送来的礼物，加在一起会是很大的数目，比收受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其性质和危害与受贿罪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按照《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收受礼金”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通过特殊手段（如给予期权）将“收受礼金”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割裂开来，就很难以受贿罪论处。现在，刑法修正案（九）拟增设“收受礼金罪”，其认定不受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制，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他人礼金达到一定数额，就可以按此罪论处，如此以收受礼金罪“代替”受贿罪，的确可以弥补受贿罪认定条件较严之“不足”，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礼金行为予以惩治。

不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考虑设置“收受礼金罪”时，也要考虑到设置此罪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当年刑法设置“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后，一些贪官贪被查获的赃款赃物中，有的由于时间太久、记录不清等客观原因的确不能查清来历，属于“来历不明”的财产，但另有一些赃款赃物，被有意无意归入“来历不明”的财产。受贿罪量刑明显高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前者最高可判死刑，后者最高判5年（后来增加到10年），有时竟成为帮贪官减轻刑事处罚的一条特殊渠道。鉴于这个教训，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刑法如果增设“收受礼金罪”，由于其量刑比受贿罪轻，会不会也让一些原本可以认定为受贿罪的行为，被有意无意归入“收受礼金罪”，从而使贪官减轻刑事处罚？

如果我们已经预判到，增设“收受礼金罪”很难避免上述负面效应，那么增设此罪就应当慎之又慎，否则“立法冒进”恐导致不小的损失。如果不设置“收受礼金罪”，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立法来惩治收受礼金的行为，那就是修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取消“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他人财物（包括年节礼品、生日礼物、“份子钱”、慰问金等）达到一定数额，即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目前，世界上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都没有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前提，这样更能体现打击受贿犯罪的有效性，更能体现以法律权威维护公共职务廉洁性的目的。

要不要增设“收受礼金罪”，这是一个事关严惩腐败、夯实法治的大课题，值得立法机关认真研究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