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网9月12日讯 相比城市升学宴的暗淡褪色，农村子女考上大学后举办升学宴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习俗。除了迫于无奈的攀比跟风外，升学宴亦成为农村家庭筹集学费的一个主要来源。不仅如此，在升学宴沦为礼尚往来的“红包劫”背后，日益走高的礼金筹码和还不完的人情债，让“上大学”这一本身就荣光的光环背上了“喜悦”的负担。
1、蔚然成风
升学宴成农村必不可少的庆祝方式
8月30日，以501分考进兰州理工大学的丁星在家里办了升学宴，村里人、同学还有亲戚，都来参加宴席并祝贺。丁家院子的东北角，临时搭建的宴席篷子里，厨师满头大汗地翻着炒勺。主房的台阶上，连接着DVD的音响里，传唱着经典民歌《今天是个好日子》。
宴席亦始，“披红挂彩”的仪式隆重而热闹，丁家最至亲的亲戚将一条条红色的绸缎被面搭在丁星身上，顷刻，他被打扮成了古装剧里状元的模样。丁星的爷爷站在台阶上，看着正在致辞的孙子，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虽然分数刚超过二本录取线，但丁星却是家里祖孙三代中唯一的大学生。
在榆中县夏官营镇中河堡村，丁星家的升学宴是最后一场。除了他，村里还有三名学生也在今年考上了大学。进入8月的这一个月里，村子里连着办了四场升学宴，如此的喜事连连在村民们的印象中并不多见。事实上，在农村这样大办升学宴的场面已蔚然成风，中河堡村只是这种风气的一种缩影。近年来，“升学宴”已经成了一种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必不可少的庆祝方式和惯性风俗。
相比城市升学宴的逐渐暗淡，农村升学宴却在奢侈和攀比之风中一场赛过一场。除了少数人家请厨师料理外，大多数家庭将升学宴搬进了酒店。记者之前在临洮县采访时，当地就有两家正在举办升学宴。临洮县招待所餐厅和包厢里都坐满了前来参加升学宴的宾客。一位姓杜的家长说，他的孩子今年考进了广州民航学院，本来不打算举办宴席，但他周围的人里，只要孩子能走进大学校门的都在办宴席，自己家也是迫不得已，只能硬着头皮办。
榆中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至今还放着“祝贺×××金榜题名”的字样。“在当地，升学宴的规格并不比婚宴的标准低，普通的二十桌，多则三十桌。”该酒店工作人员李琳说，8月下旬时，大多数考生的录取学校都基本定了，所以办升学宴的多，白天的宴会厅基本被升学宴“垄断”，很多婚宴都为升学宴让路。
不得不承认，考上大学走出去，成了农村家庭判断子女是否成才的标准。上大学意味着孩子找到一条出路了，更意味着将来家境可能改变。考上大学成了家里一件天大的喜事，于是，在最初家境好的家庭为孩子大办升学宴后，跟进者越来越多。
2、荣光之下
喜悦的负担
丁星家的升学宴足足摆了30多桌，从上午10时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许。宴席场面的阵势，足以胜过一场农村婚宴。
为了这场升学宴，丁星的父母在半个月前就开始早早准备。10个热菜，10个凉菜的宴席，是全家人经过多次商议后才定下的。“其实，分数刚出来的时候，孩子的爷爷就打算给孩子办升学宴。”丁星的父亲丁俊玉说，但是他和妻子就这场升学宴办与不办，曾犹豫不决。“办吧，孩子分数不是很理想，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办酒宴负担不轻。不办吧，孩子爷爷不依，村里其他村民也都在办，最后只得跟风，不办也得办。”丁俊玉无奈地说。
事实上，对丁俊玉来说，这场升学宴只是一个面子工程。“每桌宴席500元，30多桌席，再加上烟酒钱，我算了下，大概花费2万左右。”丁俊玉说，而当天收到礼钱也刚好补足酒宴钱，没有一点长余。丁俊玉的妻子何玉香说，孩子能考上大学是好事，家里人也高兴，但升学宴办不办都是个负担。“钱是最大的难题，酒宴还不能比别人家差，升学宴能把人逼疯了。”
中河堡村另一名大学生裴雪娇以558分考上了西安理工大学，一星期前，家里刚刚为她办了升学宴。“在我的同班同学中，考上好大学或家里亲戚比较多的，一般都会办升学宴。”裴雪娇说，其实自己并不太主张这种宴请，但这个形势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丁星说：“来的亲戚大多都是当地村民，几百块钱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小钱，如果多参加几次这样的宴请，其实也是不小的负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对于很多赴宴亲朋好友，也纷纷吐槽“吃不起”，升学宴已经成为办宴者和赴宴者双方的“喜悦”负担。
临洮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曹玉孝对此直言不讳：“农村升学宴之所以如此成风，大多数家庭都是迫于无奈。如果自己不摆，岂不让人笑话。”当地一位家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别的家长都请了，就你不请，会显出自家寒碜，就怕连累孩子在同学老师面前抬不起头。”
3、还人情债
礼尚往来的“红包劫”
升学宴上，丁俊玉带着儿子给客人敬酒。每到一桌，客人恭维的话让丁俊玉内心滚烫。但作为宴会的主角，丁星却用“痛苦”两字来形容。他本来只想和同学、老师吃顿饭，可是他的爷爷却说，别人家孩子都办了，自家不办就会在全村，甚至是亲戚圈里丢人。“宴席上，你要听着亲戚们的恭维，还要点头答应，我现在八字还没一撇，这不是无形中给我压力吗？这些人情债将来我怎么还啊？”
一方面抱着急于跳出农门、改变家庭贫穷面貌的强烈愿望，大学生成了一家人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来自亲戚朋友的人情债让这些准大学生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在榆中县第九中学教师赵怀贵的意识里，升学宴已沦为礼尚往来的“红包劫”，日益走高的礼金筹码和还不完的人情债，让“上大学”这一本身就无上荣光的耀眼光环渐渐失去了喜悦与庆祝的初衷。
榆中县三角城乡干部邵俊祥说，前几天，朋友的儿子考了300多分，也办了升学宴，他实在不想去，便托人带去了礼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赶人情。”面对铺天盖地的“红色炸弹”，邵俊祥很是无奈。
不仅如此，对于裴雪娇的父亲裴建军来说，孩子的人情债是她自己的事，将来怎么还就看孩子的本事了。而眼下，给孩子办升学宴，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通知来了。到时候，这些人情债他得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去还，什么时候还完还是个未知数。
在裴建军看来，升学宴导致的人情债，已经进入了一种“死循环”。
4、不只庆贺
也是凑学费的另一手段
考上大学当然要庆祝，然而，蔚然成风的农村升学宴已不再是单纯的庆贺方式，它已经显得越来越功利化。
“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真的很不容易，办酒宴其实无可厚非。”供出两个大学生的榆中县定远镇蒋家营村村民蒋应辉告诉记者，在农村办升学宴，除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庆祝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目的，那就是给孩子或多或少凑点学费。
8月28日，蒋应辉在自家为今年考上上海电力学院的小姑娘蒋欣举办了升学宴。宴席上蒋欣的二姨搭了1000元的礼钱，“蒋欣考这学校出来找工作比较容易，我两个孩子没念什么书，将来还要沾她的光呢，多送点礼钱我们心甘情愿。”蒋欣的二姨说，她家这次送的礼是最重的。
宴席过后，蒋应辉和妻子就开始扑在桌上“做算术”了，姑妈家500元、表弟家200元……蒋应辉认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这些礼钱今后还要还。“因为我家亲戚多，大多数都有正式工作，所以搭的礼钱也多。”蒋应辉说，除去请客的成本，净收10000多元，比预期的多。这些钱孩子一年的学费够了。蒋应辉说：“大多数家庭办升学宴是一种公开募集学费的手段和礼尚往来的习俗，但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以后的‘人情债’对孩子和家庭来说，负担更重。”
“我个人觉得，这种升学宴真的挺无趣。”曹玉孝说，有的孩子高考300多分，只考上了一个很普通的专科学校，居然也要办酒席，这摆明就是为了收钱嘛！和曹玉孝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对升学宴颇有微词，甚至持反对态度。尽管如此，但升学宴的攀比跟风之势却依旧不减。一种风气一旦形成之后，改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兰州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段兴利认为，中国人一向讲究“礼尚往来”。然而，这初衷本善的“礼尚往来”却日益演变为沉重的“人情债”，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大负担。“其实，理性来看，礼是情的媒介。重情轻礼，这才应是社会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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