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立案调查。9月底，倪发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1月7日《现代快报》）

　　和所有落马贪官一样，倪发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咎由自取。然而，把官员贪腐的责任全都归咎于不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对自己要求不严、不能正确对待权力等等，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权力观、利益观的错位，是内因；外部环境比如监督不严，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则是贪腐行为得以实现的外因条件。倪发科抱怨组织对他发现处理得太晚，而导致了他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远，直至不可救药，不管他本人是在推卸责任，还是巧言之辩，客观地说，这番话不无些哲理意义；成功的廉政建设经验已经证明，有效的反腐制度能够达到让权力者“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的境界。所谓“不能贪”，是说权力监督、制衡的严密，到了想伸手都没有机会的程度，比如“打招呼”不好使，因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甚至都不是一群人说了算，而是一个体系、一种机制在进行着权力运作，哪个环节不按套路出牌都无法运行。而所谓的体系与机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笼子”，笼子里的权力既不能随心所欲，一举一动又都是透明的。那么，贪欲或可以想，但要实现则不容易。

　　四川彭州原市委书记陈家荣狱中所写的“忏悔书”中说，“监督，在我这个市委书记面前只是一句空话，我开始无原则地变通，为人办事，为己捞钱。久而久之，那种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美好感觉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很多贪官都是这样，镣铐加身时才意识到，是权力太大害了自己；而“监督只是一句空话”的反思，与“如果早处理我两年”的抱怨，其实都是在反思和抱怨同一个问题：现行监督体制中，“不能贪”的防线还比较脆弱。

　　监督无力，权力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权力不受约束固然可以带去荣华富贵，但是与牢狱之门也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关系。面对一批又一批官员的落马，舆论也不断发出“救救贪官”的呼声，让权力归于本分，结束危险游戏。遗憾的是，不管是财产公开之类的制度防腐措施，还是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改革，都有很多官员想不通，极力抵制。其原因，一是习惯了没有监督的权力快感，二是过于自信或侥幸，都认为自己离那一步还很远。倪发科当初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然而等他什么都明白了，也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但愿“倪发科的牢骚”会成为醒世箴言，并成为权力体制改革的一个注脚。(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