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相关报道见A26版）

　　此事引起广泛争议，包括一些教育专家在内，对高校签订这样的协议也产生质疑。例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认为，“关乎生命的事情，怎么能拿来协议？”他还说，这样的条款并非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一家独有，很多高校都存在类似的“自杀免责”条款，而实际上此类条款是无效的。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协议不应一概否定，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签订协议这种行为本身没有错，但内容应当合法、合理。

　　很多人认为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应当人性化管理学生，关爱学生、关爱生命，而不应该用一纸协议冷冰冰地对付学生，因此，高校不能与学生签订这样的协议来推卸责任。站在道德和人情的角度上讲，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其实都是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成年人具有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从他们入校的第一天起，高校就以契约化和法律来管理学生，让他们意识到成年人具有相应的独立行动自由，但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独立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走向成年、走向独立和走向社会的开始，我认为这无可厚非。

　　不过，仅仅一句“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却又不免流于简单，并不完全符合法律，难免让人感觉学校有推卸责任之嫌。

　　有些情形下，学生的自杀、自伤，高校当然不需要负责任。比如说，大学生失恋一时想不开，或者是承受不了学业的压力，抑或是没有找到理想工作，或是与家庭发生矛盾，等等。这些自杀往往是情绪性的，突发性的，事先没有任何症状，学校和老师也无从了解，没有任何过错，发生这样的自杀，学校当然不负任何责任。

　　而有些情形下，学生的自杀、自伤，学校和老师可能要承担轻微的民事责任。比如说，学生心理不健康，时间较长，学校和老师也关注到了，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疏导或者关注，导致学生自杀；或者是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不善，对犯错误的学生过度地批评甚至体罚。那么，学校和老师对于学生的自杀、自伤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视情况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有些情形下，学生的自杀、自伤，学校和老师要承担较大的责任甚至是完全责任，有的老师甚至要负刑事责任。比如学生被他人长期辱骂、殴打，学校对此不闻不问，甚至因为学校管理不善遭受性侵犯，导致学生自杀的；或者老师对考试过关、考研，搞“潜规则”，对女学生要性交易，对男学生要金钱交易，导致学生无法升学而自杀的；抑或是学校老师教唆、帮助、胁迫学生自杀的。这些绝不是高校一纸免责协议可以全身而退的。

　　因此，高校对于学生自杀、自伤是否要承担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视高校与老师是否有过错和过错的程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种情势下，高校要不就不要在新生入学时签订免责协议，一旦发生了学生自杀、自伤的情形时，可依照法律来处理；如果高校觉得需要与学生进行契约化管理，那就不要嫌麻烦，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协议中详细地写明在什么情形下，学校可以免责，让学生和高校都能明白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的边界。

　　杨涛（江西　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