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兰州中央广场，图右侧二层楼为民国时期甘青宁邮政管理局旧址

    从1935年开始，头脑精明的京、津、晋一带的流亡商人、团体率先挑战前景黯淡的兰州市场。随着先进城市商业的迁兰，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商业行店，如食品性行业出现了上海帮的中国、大升、干康等酱园，以及此前兰州从未产销过的南味糕点和瓶装饮料，一些股份公司（1945年计12家，支公司17家，资本额高达8685.74万元）和规模较大的综合型商店总汇--兰州中山商场（今兰园），一时成为在兰私营商业的佼佼者。

    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前后，兰州的商店总数已达到2095家，商业总额增加到10亿多元，店员人数达1.3万人。农产品中的水烟、棉花更是兰州出口货物的大宗，动辄数百万斤。

    抗战以后，看好兰州市场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借抗战之机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解决持久抗战中的物资供给问题，及时地提出了“开发大西北”和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战时经济政策”对各种重要产品和出口贸易实行垄断经营。

    商业方面的最佳种子选手有1940年前后设立的西北盐务所，1941年设立的甘肃省贸易公司和专营花纱布的农本局福生陇庄，1942年设立的中国茶叶公司兰州分公司，1943年设立的专营皮毛的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列。还有各种烟、酒、火柴、糖类的专卖局，以及兰州市商会控制下的物资管理委员会，各省在兰州设置的贸易机构。在工业方面，着名的有军政府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合办的甘肃制呢厂（前身是织呢局），1939年、1941年分别由雍兴公司投资兴办的兰州纺织厂（今兰州第一毛纺厂前身）和兰州面粉厂，1943年筹办的西北毛纺广（今兰州第二毛纺厂前身）另外，还有兰州机器制造局，1941年创办的兰州机器厂，1943年创办的西北制药厂。1942年创办的兰州制革厂，1944年改建的甘肃省银行造纸厂，1943年成立的兰州规模最大的甘肃化工材料厂，1941年创办的甘肃水泥厂，由阿干镇煤矿和永登窑街矿合并的“甘肃煤矿局”.这些企业，资金雄厚，设备齐全先进，是一般个体商不敢问津的垄断行业。

    据1943年统计，这一时期兰州的机制工业达106家，其中战前创办的25家，战后新增81家。1944年6月，兰州工业资本总额由1938年的1476万余元上升到1亿多元，净增8600万元之多，工人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3380人。此时的兰州，俨然成了西北乃至全国都举足轻重的商业城市。但是，好景不长。据抗战时期对兰州机制工业资本调查，1942年10月资本总额共约1100万元，其中政府协款770万元，占71.90%;独资经营资本仅有4024万元，只占3.840-/0.到1944年lO月，机制工业资本总额上升到l亿多元，其中政府协款8095.5万元，占工业资本总额的80.820-/0,比1942年上升8.92%;独资为149万元，占148%,比1942年下降2.360-/0.其他各业的状况，也与此相差无几。抗战结束后，资金随避难政府及官员的东去流失，导致企业纷纷关门的厄运就势不可免。另一方面，抗战时期为大小军阀控制的金融业投资方向集中于为其敛财见效快的工商业方面，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却极为薄弱，低下的社会购买力加上通货膨胀的大肆洗劫，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兰州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由繁荣而式微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境地。

    1948年春，兰州倒闭的商店35家，1949年5月申请停业者达48家，自动关门者70余家，从商人员大量失业。1947年前后，兰州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10.2万倍，到了1949年4月下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上涨18oo倍，这时的一百斤面粉为3600万元，是1937年前的322.6万倍。

    兰州的工商业虽然如昙花一现那样短命，但它毕竟有过绚丽辉煌的瞬间。它一度行业齐全的合理化工业格局通过新中国的重建历历可见；它那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催熟的近代商业理念，是一份宝贵的无形资产，值得珍视。据《百年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