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总督升允（左）上专奏折报成立甘肃法政
“走了个松泛，来了个呻唤。”这是兰州方言中的民谣，流传于清末民初。它用谐音的方法，影射清末的两位陕甘总督--崧蕃和升允，用极精确的语言，概括了这两位封疆大吏截然相反的施政作风，反映了老百姓在其治下的不同感受。“松泛”,音谐“崧蕃”,在兰州话里有两层含义：一为宽松、不紧张；一为病情好转，感觉稍适。谚语里用的是第一层含义，说崧蕃为政宽松，老百姓负担轻，不感到紧张。“呻唤”,兰州方言音近“升允”,就是普通话中的“呻吟”,指人因痛苦而发出声音。崧蕃离职，升允接任以来，一改前任宽松、简平的施政作风，代之以厉行“新政”的猛烈做法，以致经费大缺。为了挹补，于是横征暴敛，大大加重了绅民的负担，使之痛苦不堪，“呻唤”不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次年一月，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变法诏，实行“维新新政”,主要举措有：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巡警，奖励工商实业，废科举，停书院，兴学堂，意欲挽救清廷灭亡的命运。在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时刻，甘肃有三位陕甘总督，即崧蕃、升允、长庚，相继推行“新政”,直至清朝灭亡。上引兰州民谣，关涉前两位总督，先说崧蕃。
崧蕃，字锡侯，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乙卯科（1855年）举人。庚子岁，随扈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至太原时，调陕甘总督，在任四年（1901年一1905年），做了三件事。一是办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崧蕃在兰州创设甘肃大学堂（1904年改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派候补知府杨增新筹办。杨先到京津及东南等省考察高等学堂的建筑法、教授法、管理法，以备参考，并在北京聘请俄文、法文、日本文教习，后在兰州通远门外畅家巷旧兵营建校舍。崧蕃聘陕西学者刘古愚为总教习，招收学员及乡试荐卷者约一百余人为学生。此为甘宁青最早的一所高等院校，即为后来的兰州一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崧蕃令杨增新在兰州畅家巷创办甘肃武备学堂（后改甘肃陆军小学堂），以培养忠于清室的新式陆军中的巾下级军官。二是改军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崧蕃遵照清廷新章，从原防练马步60营旗中编成了常备、续备和巡警等军，还保留了旧制43营旗。三是兴实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崧蕃奉清廷诏令，创设兰州邮政分局，隶属于西安邮区，收寄平信、挂号信函，出售邮票，开创了甘宁青现代邮政的先河。崧蕃还创设农务局，招垦荒地，如在平罗、渭源等县，先后报垦数千亩。由于甘肃地处西北，凡事都比东南诸省至少慢了半拍，加之崧蕃“凡举作实事求是，不惟其名”,四平八稳，因之在甘肃推行“新政”的力度不大，在他调任闽浙总督时，甘肃藩库尚结存银两百多万两，绅民的负担不重，感到很“松泛”.
崧蕃生性厚道，对属下也很“松泛”.崧蕃有次生病，兰州人某官人督署探视，说：“大帅这几天‘松泛’了些没有？”这样问了数次，有的官员告他：“犯了大帅的讳了！”此人一惊，他日去问安，改说：“大帅这几天好些了吗？”崧蕃笑着用生硬的兰州话说：“嘉，你怎么不说‘松泛’了？”此官脸一红，极不自在。但崧蕃并未给此官“穿小鞋”,而是按部就班，予以升迁。崧蕃在涉外案件中，也持“松泛”的态度，则流于软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秦州翰林任承允与举人白映霞想为百姓减轻负担，而向州署控告三班六房贪污公粮公款中饱私囊。知州李瑞澂审问属实，限十天之内将历年贪污的粮款如数交出，否则关押问罪。班头们深知官府怕洋人、洋教，为了保命，三班六房两百多人同时在东关天主堂入教。教堂悬旗结彩，大事庆贺。李瑞澂以教堂偏袒罪犯，行文论理。崧蕃闻知，深恐酿成教案，立即下令：将李瑞澂撤职；严斥任承允等；班房贪污粮款，事属既往，概不追究。并函商教堂，让班房退教，送州署继续工作。弱国无外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再说升允。升允（1858年--1931年），字吉甫，姓多罗特氏，蒙古镶蓝旗人。世代簪缨：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将；祖色普真，前锋参领；父纳仁，工部侍郎。升允承先祖之遗泽，又以举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故对清廷感恩戴德，忠贞不渝，入民国后，多次策动复辟，不遗余力。
升允从政也有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据光绪进士、吏部主事何德刚《春明梦录》载，升允中举后，分发吏部候补。中法战争前夕，升允痛恨洋人横行霸道，蹂躏中国，就写一条陈，请吏部尚书万青藜代奏。何德刚等看过条陈，大意说：洋人太横，现宜仿照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里程，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下堂后，其中一个姓戴的主事反问升允：“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两人舌剑唇枪，互相争辩，不可开交。何德刚则以其他话题引开争论。后升允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不久以候补道资格出洋，出使过欧洲各国，对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市政建设等等都有感性认识，这就为他日后在甘肃厉行“新政”奠定了基础，这也促进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至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升允任陕甘总督时期，雷厉风行，全面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升允在兰州创办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改初级师范），令各府厅州县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堂肄业，一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当教习。每名生员月给伙食银8两，每年需银96两，由该地地方官批解藩库，再由该学堂领给。后来由于各属无选送之区，由省上就近招募学生，毕业后亦可不去本籍当教习。但此项摊派款遂成各属例摊之款，加重了各属百姓的负担。学生每届招生60名，岁需经费银1.356万两，除各属摊解津贴外，还有教职员工56名，共需银7247两，则由藩库开支。是月，升允又比照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设存古学堂之例，改求古书院为存古学堂，聘甘肃学政叶昌炽为经学总教习，兰州道王树楠为史学总教习，以造就人才，保存国粹。九月，升允在兰州辕门西朝房创设甘肃全省巡警总局，督办规划全省警务。并在兰州城关分设10个分局，置巡兵460名，分段轮流巡察，以维护治安，消防救灾，清扫街道卫生，点燃路灯等。同时，设置督练公所，训练新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兰山书院创设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各地中学堂培养教习。他令各府厅州县选送贡生、生员、监生120名，入堂肄业，每月每人发津贴银3两。教职员工20多名，月薪多者数十两，少者数两。两者相加，每需经费数千两，由藩库支出。三月，升允在甘肃举院、小西湖创设甘肃农业试验场，分内外两场，占地七十多亩，引进麦、豆、蔬菜优良品种，予以推广。闰四月，升允任命兰州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主持兴办地方实业。总局下设农工股（分管农业试验场和工艺制造厂）、商矿股（分管商品陈列所和矿质化验厂），领取藩库银两万两为日常经费，得以在全省各地推行实业。五月，彭英甲在甘肃举院开办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洋设备技术，制造绸缎、铜器、铁器等轻工产品。较有规模的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等四大厂，还有制革厂、铜器铁器等小厂。共有员工148人，其中的艺徒由各府厅州县选送。经费主要来自官款。其中除厂内产品售款及各地解到艺徒津贴外，岁需银7984两，采购原材料岁需1.9万多两，由农工股按月拨领。十月，升允派兰州道彭英甲与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拟订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经几多周折，在升允及其继任者毛庆蕃、长庚的不断支持下，在彭英甲的主持下，耗资库平银30多万两，于宣统元年（1909年）建成黄河铁桥。十二月，在窑街设官金铜厂，是年，还创办矿务和农林两学堂、督垦总局、农务总会、官报书局等机构，恢复甘肃织呢局，建立甘肃商品陈列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创办《甘肃官报》。四月，在兰州设巡警总所，募练巡警，附没巡警传习所。是年，还设立青海垦务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升允派兰州进士王树中等到平番（今永登、天祝）察勘，拟引大通河水到秦王川，灌溉农田。六月，升允任皋兰县知县薛位为西固渠工总办，拟自兰州西柳沟开渠，引黄河水灌溉西固一带农田。七月，升允派员去青海加里科勘察、测绘铜矿。
以上逐年胪列升允开办“新政”的项目，意在说明升允大刀阔斧的作风，满地开花的气魄，以致两三年间，贫瘠的甘肃一省，新设机构上百所，增设官员近千名，既用华员，亦聘洋人。洋人有比利时人林辅臣及其子林阿德，法国博士狄化纯，比利时矿学师贺尔慈等。华员能干的则身兼数职，如兰州道彭英甲，一人即兼各局、厂职十多个。事繁人多，花费了大量银子，藩库告罄，已办“新政”项目开支又急，新上“新政”项目要钱又紧，搞得升允焦头烂额，不得已只得加征“厘金”、“百货”以及“保甲”、“门牌”各项苛捐杂税，用来救急。城乡绅民深感负担沉重，困扰不堪，联想到前督崧蕃为政清平，绅民轻省，不知何人编了一则民谣：“走了个松泛，来了个呻唤。”顿时广为流传。民谣只能发发牢骚，捐税一个子儿都不能少。但是，升允们的“维新新政”也对甘肃近代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如学堂的创设，引来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培养了新型人才，开通了风气。“实业”的推行，在甘肃各地产生了一批近代意义上的机器工业，以及能够开机器的技术工人。
升允还有刚直的一面。庚子西狩之役，他在陕西迎驾，见太监沿途骚扰百姓，就大力抑制，铮铮有声。后又弹劾权贵，凛然不惧。慈禧太后七十寿诞时，庆亲王命各省献金祝寿。升允不仅不献金，反而上疏要求停止献金。故史称升允“实为满员之未曾有者”.然而太刚直，有时也会招祸。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他上疏反对立宪，略云：“立宪固属刻不容缓之举，惟不求其本，徒袭皮毛。舍中国数千年余年相沿之成法，与我列祖列宗建国之方略，事事步武泰西，而又操之过急，窃恐新章所练之陆军，他日皆成敌国，保甲所改之巡警，将来变为匪徒。”摄政王载沣以阻挠新政将其罢官，却又暗示升允：此乃不得已之举，稍缓即将起用。于是升允并未返回北京，而是蛰居西安满城，待时而动。
机会来了！升允的预见成了现实，清廷编练的新军，于宣统三年（1911年）秋，发动武昌起义，西安立即响应。升允仅带了三名戈什哈仓皇西逃至平凉，与陕甘总督长庚分别致电清廷，要求“勤王”攻打陕西义军，拟迎来清宣统帝，将西北作为复辟清朝的根据地。于是清廷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令其率甘军，分兰路攻陕。升允率部连连攻下十余城，逼近西安城。次年二月，清帝退位，升允犹攻陕不止。甘军得知清帝退位消息，拒不作战，升允万不得已才匆匆西退。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升允纠合旧部，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再次策动“勤王”复辟活动，但未能得逞。此后往来于天津、上海、大连、青岛之间，结纳宗社党人。1917年，张勋复辟，升允官拜大学士，曾劝说旧部，妄图以甘肃为复辟基地，终因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宣告失败。1931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升允病逝于天津。废帝宣统赠谥曰文忠。溥儒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则是站在清廷立场上褒扬忠臣的文字。
崧蕃未曾留下照片。有功有过的升允，则因俄国上校、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曼涅海姆）的兰州之行，为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照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十二口，正值各项“新政”全面铺开之际，升允春风得意，在曹家厅左公祠卧龙阁--当时兰州城内最豪华的宴会厅，盛宴款待欧洲客人，宾主共十八人。雕梁画栋的暖阁内，悬挂西洋玻璃吊灯，长条餐桌上铺白布，摆放各色玻璃餐具及刀叉，宾主前置名衔牌。显系以西餐为主的晚宴。西餐由升允礼聘在兰州工作的比利时化学家罗·吉斯特的厨师烹调。葡萄酒由比利时参赞、甘肃农矿学堂英文教员林阿德提供。桌布及餐具由吉斯特、林阿德带来。胖胖的升允，留着小胡子，头品顶戴，戴貂皮朝冠，着皮袍，袖口镶貂皮，补服为绣鹤，挂珊瑚朝珠，踌躇满志地坐在前排显要位置。右一为马达汉，戴皮帽，着呢大衣，眼神锐利如鹰。右二着西装、戴眼镜的是吉斯特。左一着西装、佩绶带和勋章的是林阿德。其父林辅臣，为比利时领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升允令彭英甲与其签订合同，准其开办玉门油矿，制造洋烛、洋胰，并种甜菜造糖，植葡萄酿酒，拟设甘肃制造油烛糖酒公司，聘其为公司总办。林辅臣回国聘专家购机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返途中病逝于西安。林阿德继承父志，带专家与机器设备到兰州，按合同继续办厂。左二着满式衣帽，戴眼镜，梳长辫的年轻人，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梵。迪克。左三为甘肃按察使陈灿，贵州贵筑人，进士出身。餐桌另一端为彭英甲，留须，较瘦，神貌谨厚。彭英甲，字炳东，号铁函，奉天承德（今辽宁沈阳）人，附贡出身。彭英甲并非鼎甲出身，貌亦寻常，却际会风云，娴熟洋务，识见高超，勇于任事，身兼多职，对甘肃近代工业、商业、交通、教育等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升允则通过林阿德的翻译，与马达汉交谈。升允说他作为外交官，曾在圣彼得堡呆过，还说，在“新政”方面，想上更多的项目，但苦于缺乏资本。但是，马达汉发觉，升允虽然出使过欧洲，却未对驻在国的情况作深入了解。但是，对于一个清末年轻显贵，并非训练有索的外交官，还能苛求什么呢？他年少时盲目仇外，想杀尽洋人，四五十岁时能运用自如地与洋人打交道，并能在“新政”上做出那么多政绩，就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