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尔汉，曾留学苏联，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教授，蜚声全疆的学者。他是国民党时期新疆的最后一任省主席，也是建国后新疆第一任省主席。被美誉为新疆九·二五起义“和平三星”（其他两星为张凤仪、党必刚）之一。 盛世才执政时期，对包尔汉的才学非常妒忌。

　　1938年，盛世才曾以“帝国主义走狗”、“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把包尔汉投入迪化第二监狱达4年之久。 在狱中，包尔汉被实施各种酷刑，审讯人员让他跪在像刀子一样的碎砖头堆上，高高举起双手，连续几个昼夜，不眠不食，使包尔汉昏死过去两次，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使包尔汉招供。大家知道，包尔汉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位反法西斯的坚强战士，他在塔城，曾揭露德国特务伊什米特，并把他交给苏联；在阿勒泰，他曾与日本走狗马赫英打过仗……

　　1940年春，在第二监狱，特务们榨不出包尔汉什么油水，就用麻袋把他头蒙住，令他化名为王福，把他转入迪化第四监狱一所破庙里，由狱卒独自看管，不再审讯。 第四监狱独门独院，破烂不堪，但能见到阳光。看管较以前松多了，伙食也有所改善。包尔汉不知此举是吉是凶。 一天，公安处科长刘秉德送来一批维、汉、俄、德文资料，还有一本《三民主义》，叫他限时翻译，包尔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废物利用”.包尔汉将计就计，允诺了这个任务，利用提供的笔墨纸张和较安静的环境，拾起搁置很久的词典编纂工作。 一天，包尔汉在提水时遇见一个身高1.8米以上的“工犯”（干杂活的犯人），两人在井台邂逅，那“工犯”络腮胡已覆盖全脸，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当他和包尔汉的目光相遇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对方，但谁也没认出谁，谁也没有说话，那“工犯”只是默默地为包尔汉汲了一桶水，放在井台上扬长而去。 未久，刘秉德告诉包尔汉：“我看你整天伏案很辛苦，准备给你派个帮手，免得你一个人寂寞……”包尔汉心想：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显然是对我不放心，派人监视。 包尔汉打定主意：不论处于何种恶劣环境、何种监视和干扰，只要一息尚存，一定要完成《维汉俄词典》的编纂工作，为新疆人民做点好事，为子孙后代留点纪念。至于刘秉德派什么人来，也就无所谓。 当刘秉德把一个工犯带到包尔汉面前时，包尔汉愣住了。那个工犯不是别人，正是打水时不期而遇的那个大个子，两人互通姓名，包尔汉才知道这个“工犯”是曾在盛世才手下任过副师长的张凤仪。 张凤仪，辽宁人，青年时投军，在东北军军校毕业后，历任连、营、团长。

　　1931年，新婚未久，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了保家卫国，他毅然舍下新婚妻子，参加马占山的部队抗击日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离开东北，1933年，经苏联西伯利亚辗转来到新疆，在盛世才属下先后任团长、喀什警备司令等职，后以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 张凤仪也早闻包尔汉的大名，但两人未曾谋面，加上包尔汉现在化名为王福，两个人竟像陌生人一样。张凤仪也万未料到，同狱难友。竟是蜚声全疆的学者--包尔汉。 包尔汉对张凤仪久慕其名，对他的历史略知一二，知道他是蒙冤受屈的爱国者，对他的戒备和防范自然也就解除了。不过片刻，两人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信任的闸门一经打开，两人就感情热烈地交谈起来。他们谈新疆历史，谈当前盛世才的暴政，谈共产党的民主和出狱打算……彼此都相见恨晚！ 刘秉德的戏言，居然变成现实。在狱中的张凤仪的确成了包尔汉编纂词典名符其实的得力助手。因为，张幼年就读私塾多年，汉文功底扎实，尤其是古典诗词、文言文比包尔汉精通，包尔汉在编纂词典过程中，每遇疑难，必虚心求教，而张也尽其所知合盘托出。在狱中，他们相互切磋，相得益彰，使维汉俄词典编纂得以顺利进行。后人不知，包尔汉这部传世之作--维汉俄词典工具书，还凝聚着一个汉族武夫的心血！ 在编纂工作上，张凤仪不仅是包尔汉的助手，在生活上也给他诸多照顾。狱内一切大小杂事，如打扫卫生、清扫粪便、提水打饭等勤务，张凤仪统统包揽，让包尔汉集中精力和时间编纂词典。 包尔汉被捕入狱后，他的父母、妻子被盛世才视为“叛逆家属”流放到哈巴河，迪化就他孑然一身，很少有人探监，在盛统治下，更无人敢去给他送衣物。那时，张凤仪的妻子在迪化被服厂做零工，她省吃俭用，常做点可口饭菜送给狱中的丈夫。每遇到此，张都与包分享。张夫人还利用工作之余，特意给包尔汉做了几件换洗袷袢。他俩在同一铁窗下，同甘共苦，结成了生死患难兄弟。

　　1941年包尔汉出狱后，基本完成《维汉俄词典》初稿，并于195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深受读者青睐。 由于包尔汉在狱中与张凤仪有这段传奇历史，1949年初，原新疆省保安副司令党必刚调离时，包就力荐张任保安副司令。两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与叶成、马吉祥等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为促进新疆和平起义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