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古城

　　9月18—25日，由阿克苏地区行署、新疆经济报社主办，新疆龟兹学会、阿克苏地区博物馆承办，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协办的“现代视野下的龟兹文化发展与变迁暨第六届龟兹学术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博物馆举行。来自疆内外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龟兹佛教及其艺术对中原的影响”“龟兹壁画、乐舞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如何弘扬现代视野下的龟兹文化”“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龟兹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优秀代表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阿克苏地委书记黄三平同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说，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各位专家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抵阿克苏（——2010年8月，第五届龟兹学术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举行），在此代表阿克苏地委、行署及阿克苏的各族群众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

　　龟兹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优秀代表，经各位专家多年来的研究探讨，龟兹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两年来，专家们又潜心钻研，取得了新的成果，希望专家们能再接再厉，提供好的建议和新的思路，在研究中进一步挖掘龟兹文化的精髓，发掘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关联，而阿克苏愿意为专家学者们搭建更好的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

　　黄三平书记的致辞赢得了学者们热烈的掌声。

　　新疆经济报社总编晏国辉则代表龟兹学会向与会学者介绍了龟兹文化的特点，学会数年来的发展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他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龟兹文化的研究中。

　　学者代表温玉成先生在致辞中则谈得更为具体。他说，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讨和解答，比如，龟兹与贵霜王朝与和阗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公元130-150年前后，西域与中原联系断绝，这次断绝的背景是什么？中原佛教对克孜尔对西域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研讨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些。他建议，应该加强地区的考古工作的力量，学者们不能伏在书斋里看一些死文章，要把考古发掘的材料与自己的研究紧密相连。由于特殊的机缘，温先生在川西做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他说，在川西的调查中，又涉及到新疆的问题，他在川西发现了带短柄的铜镜，而带短柄的铜镜，一般跟希腊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问题出现了，这种铜镜与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有无关系？

　　温先生连珠炮一样抛出的疑问，立时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
 

 

　　重新审视龟兹文化的历史地位

　　开幕仪式结束后，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的柴剑虹先生，新疆大学孟楠教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于志勇分别作了大会专题发言。

　　柴剑虹先生发言的内容是《重新审视龟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学习霍旭初<滴泉集>的体会》。

　　柴先生首先向大家转达了冯其庸老先生对大会召开的祝贺与问候。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具体研究龟兹学的专家，但却跟龟兹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1980年，曾写过《胡旋舞散论》，刊载于1981年的《舞蹈艺术》杂志上；1981年，见库木吐拉石窟被水电站淹没，又写了《救救库木吐拉》的文章。这么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龟兹文化做了不少工作，但因为宣传力度还不太够，龟兹文化的价值还不大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所以在此想结合学习霍旭初先生的这本《滴泉集》的体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身为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的霍旭初先生数十年来潜心研究龟兹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成果丰硕。2008年出版的《滴泉集——龟兹佛教文化新论》是他2002年至2007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柴先生说，该书虽由20多篇独立的文章组成，无论是龟兹石窟艺术（包括音乐造型艺术）的纵览综论，还是具体图像的辨析探究，实际上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认识龟兹佛教文化的特性及其对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据我的理解，柴先生说，可将其分解并推广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龟兹文化的“源”与“流”；第二，龟兹文化的特质；第三，龟兹文化在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的地位。

　　柴先生说，认定龟兹文化的源头应在西域本土，是《滴泉集》的重要贡献。龟兹佛教艺术是龟兹文化的内核，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几大古老文明在西域大地上的回流，则是龟兹文化得以丰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因，文章从宗教特性、民族特性、地域特性与创新特性四个方面概要地叙述了龟兹文化的特质。提出必须重新审视龟兹文化在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的地位，它在历史长河的关键阶段——汉唐时期，不仅占有“干流”的重要地位，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与积极的动力。

　　孟楠教授以《对新疆“三史”重要问题的几点认识》为题，结合新疆历史的发展变迁，说明了为什么在新疆要反复强调开展“三史”教育的意义。

　　于志勇研究员则介绍了《近两年新疆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他从吐鲁番、若羌、额敏发掘的古城址、聚落遗址谈起，以城址、古墓葬、石窟、佛寺、古矿冶遗址、科技考古等划分为数个门类，图文并茂地叙述了从吐鲁番到米兰，从伊犁特克斯到哈密巴里坤，从柏孜克里克到库车等的一系列考古收获，听得看得与会学者目不暇接，恨不得生出两双眼睛来。

　　唐朝在安西驻军的意义

　　吐鲁番学研究大家、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先生这几年因为做课题的缘故，把不少心力都投入到了对龟兹学的研究中。他此次交流研讨的内容是《唐朝在安西都护府的驻军》。

　　陈教授说，龟兹学的含义很广，包括唐代安西都护府的研究都应该纳入到龟兹学的研究范围中来。

　　唐王朝在安西的驻军，对安西都护保护西域各国、稳定地方秩序提供了支持，为贯彻中央王朝的旨意，维护唐帝国的大一统做了坚强后盾。

　　陈教授说，安西驻军来自全国各地。从武后朝起，唐在安西的常年驻军可达两至三万人，而且绝大部分来自内地州县的府兵，且以雍、蒲、坊（？）等州的府兵为多。一般情况下，有任务时出兵，无任务时返回各自地方，就因如此，才会导致历史上西域与中原的“三绝三通”。为此，从武后朝起，唐开始在安西派出常年驻军，由于有的驻军超期服役，后来为奖励这些人，便决定给这些人授勋……从龟兹的出土文书看，有时授勋多达几百人。

　　蒲州在天宝年间改为河东郡，河东郡府兵在安西常年驻守，以原籍为建制组成为河东郡行营。他们的活动在吐鲁番文书和库木吐拉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库木吐拉五连洞石窟的题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