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一般认为，文字的产生、城乡的分离、金属手工业的发达以及宗教性建筑和艺术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张光直强调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这就需要做三件事：深入研究中国史料、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和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有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史，有哪些理论需借中国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史实中可以归纳出来哪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法则。他还从世界范围内文明发展的不同轨迹，列出了古代文明两种不同的变化方式：一种是西方式的，其主要特征是突破性的(Rupture)，即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另一种是是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连续性(Continuity)为其重要特点，就是从野蛮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尤以人与世界、自然的关系最为突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几个现象都与财富的累积和集中有关，“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技术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是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从史前继续下来的，是供给中国古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重要工具。”而财富的累积与集中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达成的。以巫师沟通人鬼为主要特征的萨满教，在中国文明尤其是国家政治权力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详细分析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后，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概念，“范围北至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起源进程肇始于龙山时代，完成于夏商周三代初期，期间中国各区域文化彼此间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中国作用文化圈向国家、城市、文明的过渡。他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八大相互作用圈，以此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考古发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都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未曾单独出现，而是成双地出现或者出现于复合的网状组织之中，即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是单一孤立的，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