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留村都是十分古老的村落，大都是西晋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留村这个名称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留传下来。

  先从临潼区渭北的任留村说起。1980年地名普查时，任留村任姓人保留道光年间编写的族谱，前页族史说：“五胡乱华，新丰各村随官远迁襄樊，吾祖偏居渭水荒滩得留住焉。”这是今任留村得名的原因。在西晋武帝前后，我国北方进入周期性冷冻期，草原牧草生长线向南推移了约二百公里，西北的各游牧民族被迫向南移动，出现了一次历史上大的民族势力调整和平衡时期，这就是西晋到南北朝的大动乱。除西晋外，关中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燕等小王朝先后建都。羌、氐、羯、鲜卑、郝连等部族都曾占据长安。这些部族进入关中时，组成亦兵亦民的战斗团队，一路上打家动寨，战斗力特别强，可谓所向无敌。而当时居住在关中的民众，分散在一家一户，无力招架，跟着逃跑的郡县官员南迁到川蜀和襄樊。

  与此同时，北方各族人纷纷迁入长安，据《十六国春秋》等记载累计也达到百万人之多。每个新王朝建立后，出现了相对安定局面。迁来的居民一般将原村落称作留村，而原居民将新迁入的称为羌村和氐村。众多的留村便是这样形成的。

  长安区留村乡政府驻地叫留村，北侧一公里有戎店村，即是相互称谓而形成的村名。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易洛魁的氏族名称起因所说：“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给自己起得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最初被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起的一样。”《长安县地名志·留村乡》记：“西晋十六国时期这样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必然反映到地名上来。新迁来的村落被称为戎村或羌村，留下来未迁走的村落被称为留村。”留村和羌村相邻对应存在，是留村的特点，各县留村大都在附近有羌村存在。长安五台留村清《咸宁县志》记载村西有羌寨；炮里留村附近有羌族姓氏村落姚车村、蹇家村、强家村、和家沟等。

  长安区五星乡灵感寺东南有“留村八堡”，东北有“十堡姜村”。宋代《长安志》记灵咸寺在姜留村，即指这些村。《长安县地名志》均记为古羌村。古代姜字发音为羌，现十个羌村各有小名，如晋家堡、胡家寨等。南边的留村也有小名，如徐家巷、红庙等。虽然都有名称，但至今还保存留村和羌村的称呼。其中西留村隔沣河相对有强南、强北两村，从发音上看也是古羌村。古代部落名与地名大都一致，恩格斯说的部族名称多是邻近别的部族称呼形成的，这种论断在长安地区具有普遍性。

  蓝田白鹿原上的留村，村南有羌族姓氏村落康和村。魏寨乡有“古留村”，特别还带一个古字，现并无康和二姓。据《梁书·康绚传》记载：当时蓝田白鹿原康穆率乡族三千户约一万五千人到湖北襄樊，在那里建立了蓝田侨县。《姚兴载记》还记载康宦驱略白鹿原人到襄樊。康姓本为西域康居国人，以国为姓；和姓是羌族大姓。可见这种对应关系也可能发生在更远的种族军事对抗中。

  户县牛东乡有骞王第五桥，村东南有留村。也是羌村和留村对应关系的一例。不过羌村多演变为别的汉字书写，村西甘亭镇的青羊寨，明《户县志》称：“盖蛮人所居。”《户县地名志》则记为古羌村，“青羊”系“羌”字的转音。户县光明乡的东宁羌村、西宁羌村，《后汉书》记载这一带称长水乡，我们知道长水校尉就是一支由羌族人组成的强悍的军队。

  周至县的留村和羌村更是紧密相依。如位于广济西3公里的小留村、南留村、北留村，据《周至县地名志》（内部资料）留村条载：西晋、十六国时，“关中发生了连年不息的战争，二百年内有七个小王朝更迭，致使原有的百万居民十之有九迁住襄樊定居，或在川北作了流民，长安外围家室荡尽，赤地千里，甚至路上遗金都无人拾。十六国时期陆续向长安附近移入西北各族人口一百多万人，这样广泛的民族大迁徙，必然反映到地名上来。未迁走的居民被称作留村，新迁入的则被称为羌村，村北青化、阳化等地许多村名都与羌村发音有关，证明了这种对应关系。”

  渭北当时是羌、氐族集中统治区，留村很少。高陵县也有个别留村。在长期历史中，许多留村因书写关系被改写为刘村，而这些刘村中并无刘姓人。高陵县榆楚乡西刘村古代即为七留村。据明嘉靖《高陵县志》和民国３７年《高陵县区保总图》均记为“七留村”，现写为西刘村。志籍记述唐相于志宁是高陵七留村人。《西安通览·高陵县》说：“西晋十六国时，关中战乱不停，割据小王朝迭起，你争我夺，地处渭北的高陆县首当其冲，高陆县官民相率逃亡到襄樊，在那里建立高陆桥县，未迁走的村落多称作留村。”

  上述将历史上的留村改为刘村的很多，如长安县的刘秀村，清《咸宁县志》记为留秀村，清粮册记为留下村，古代并非刘秀村，与王莽追刘秀的故事毫无关系。又如秦镇南的南刘村，解放初还写为兰留村，现在逐渐将留字写为刘了。再过几百年为书写方便还会有许多留村消失，历史将逐渐被人们淡忘。